文化自信视域下的革命文化教育

文化自信是当下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审视革命文化教育,需要理解文化自信同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理解革命文化的生成规律,并结合革命文化的特有品格,思考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通过挖掘革命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性,提高革命文化教育的有效性,增加革命文化教育者的自信心。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跨越论”中“俄国革命”性质之我见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俄国革命是农村公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理解。基于基本理论、历史实际和相关文本分析,本文认为,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与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混为一谈。     

论恩格斯理解哲学革命的出场学视域——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叙事方式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和叙事中独有的视域和范式,对于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实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恩格斯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在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系列问题上构成了独特的实践论阐释模式。     

世界革命与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知识分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更多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进程,而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又与其对世界革命和中国特殊国情的思考直接相关。当时共产党人基本赞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中国社会情形又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作为世界被压迫阶级一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其阶级属性如何,都受到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有与帝国主义冲突的一面,故容易倾向于革命。这一认知对于理解知识分子在早期中共意识形态中相对特殊的地位是有帮助的。     

“革命”概念解读与树立科学革命观的现代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学术界围绕革命问题进行的探讨和对话还远未结束，究其根因，是对革命概念认识的不一致。本文试图厘清革命概念，全面解读革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摒弃在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认识，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在此基础上，阐明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于我们今天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具有的鲜明时代价值。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论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出场学视域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从恩格斯对哲学革命逻辑基点的理解、批判旧形而上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改变世界”的哲学路向等五个方面做深度解读,从而阐释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革命性质及意义理解上的关系。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心学”实践进路

“心学”是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必修课,它关注的是人主观世界的精神改造问题。从“心学”角度透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理解,社会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追求,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塑造过程实现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标示共产党人的价值定位,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共同构成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心学”为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注入强大的实践动能,要立足“公心”深化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价值蕴涵,要立足“诚心”构筑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智慧,要立足“戒心”提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效能。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启蒙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启蒙与革命的辩证统一。然而,各种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启蒙、革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与把握始终有其片面和偏颇之处,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必须将启蒙与革命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语境中,重新理解、审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具体而深入分析、批判导致两者关系误判的各种原因,唯有如此,才能还原启蒙与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内在统一和双向互动的本真关系样态,从而为现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     

埃尔斯特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重构

埃尔斯特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原则时与革命相关的心理机制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只有重构臣民与臣民以及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理解革命进程.他的研究为革命理论提供了微观视角,却忽视了社会宏观因素对人的动机的影响、在革命中杰出领导者的中心作用以及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存在的压制.其事实上的自私理性人假设使他的分析和重构有时表现为物化意识的产物.     

"有机"革命的两难--革命论争中的鲁迅

革命仿佛明暗之间游离的"影子",它不仅是时代的写照而且成为走进鲁迅精神世界的屏障,葛兰西的"有机的"革命,虽然可以用来描述鲁迅的革命状态,但革命与个体的交错,时代的进化式发展,使鲁迅感到融入的困难与脱离的艰辛.真正懂得革命主体和主体革命的鲁迅,却不被"真正"的革命者所懂.     

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再认识

＂不断革命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并非意味着激进,而是代表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革命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否定过这个理论,其实际作用还在苏联和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当今中国改革发展也仍然需要这个理论。对＂不断革命论＂进行再认识,可以在方法论上提供启示：研究马克思主义既要注重从实际出发去理解,又要结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去认识。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颓废的现代性及其流变——重读庐隐

20世纪20年代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庐隐及其文学创作,学界一直因其悲哀、苦闷、彷徨的心理情绪而颇有微词,这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人们对庐隐的理解和认识.从叔本华对庐隐的影响出发,探讨其悲哀内部蕴含的颓废意识,结合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阐述庐隐的颓废体验的深层意义,并梳理其精神世界的流转中向革命转变的内在理路,或许有助于我们对庐隐进行合理的理解和阐释.     

毛泽东邓小平确定中国革命起点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邓小平领导了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两次革命。中国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不同的农业大国 ,人口众多 ,经济文化落后 ,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两代伟人正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正确把握和运用 ,将革命的起点确定在农村 ,从而取得革命的成功     

清末学生的革命与不革命——兼论清末印象与历史在场

清末时期,随着政府变革动力的加剧,作为新政重大成果之一的学生群体,成为社会最新兴力量并崛起于时代.但年龄因素与时代冲动促使学生恃宠而骄并在思想与行为上不断背叛政府"学为己用、大力笼络"的战略意图.学生群体的叛逆可分为革命与不革命两种.革命体现了时代的激情,是清末时代冲动与狂飙年龄特点共生的产物.不革命则表现了群体中少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持重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性回归.不革命体现个别学生对于社会远景"举一望三"的深层次理解.由于传媒扩张效应所造成的思想裹挟现象、学生个体认知及政权维护之需要,清末印象在被溯求于学生革命意志与行为方面变得扑朔迷离而渐成假象,历史在场被有意无意的大肆毁掉,第一历史与第二、第三等次生历史在相形见绌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形成了今天在清末历史认识上的困惑.     

毛泽东、亨廷顿革命观比较研究

"革命"在亨廷顿那里是作为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单位出现的,毛泽东则将其作为构建意识形态战略的基本理念.由于二者完全迥异的东西方背景和时代背景,以及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使二者的革命观有很大差异,但是相同的研究领域又使得他们的革命观表现出诸多共同点.     

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多重理解及思想意义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研究者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呈现了多元化的理解,这不仅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对意识形态健康发展作出的理论贡献.这些各种不同的见解大都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其当代形态、发掘其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共同目标,因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相互契合、相互诠释的意义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