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抒情姿态的变化——现代汉诗与民生关系的一种考察

现代汉诗与民生问题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关联。长期以来,诗人在抒写民生主题时都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抒情姿态,因而影响了诗歌的艺术效果。直到晚近的诗歌,由于诗人调整了自身的姿态,变高高在上的俯视为一种切身介入,民生主题的表现得到有力的提升,从而丰富了现代汉诗的艺术探索。     

《资本论》日译者与古典诗人陆游的邂逅——河上肇《放翁鉴赏》介评

河上肇是日本最早译介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他被迫隐居,沉浸于古典汉诗世界.他在学写汉诗的同时,特别选择陆游作品而倾心研究.写成日本汉文学史上第一部<放翁鉴赏>.他"最爱放翁诗"的根本原因是,以抗金诗人陆游为榜样寄托他本人抵抗日本侵华战争的情志,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河上肇的<放翁鉴赏>不仅从一名日本"汉诗人"角度,对陆游诗歌作出了新颖独特的解读,实践了古典汉诗的现代价值与跨国意义,而且从一位<资本论>著名译介者的角度,提示了古典汉诗文与现代马克思学说之间的精神相通性.     

中韩古诗交流与研究

汉诗在韩国古代的传播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既有赖于中韩两国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也有赖于韩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和他们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历代众多诗人的热心学习与积极创作.前者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外因,后者则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内因.韩国汉诗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从形式上看,既有古体诗的四言、五言、杂言体,也有近体诗的律诗(五律、七律)和绝句(五绝、七绝)以及排律.从内容上看,举凡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咏史怀古等,无不纳入到了诗歌创作题材的范围.中韩两国先人创作大量诗歌,友好往来,唱和酬谢,为我们中韩两国的后人奠定了文化交流、友好合作研究的坚实基础.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恶搞·恶炒·恶俗——论作为媒体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与"裸体朗诵"

"梨花体诗歌"和"诗人裸体朗诵"成为轰动一时的媒体诗歌事件,在此过程中,诗歌以及诗人成为被"恶搞"的对象.在少数诗人那里,诗歌成为被用来沽名钓誉、追名逐利的手段而非庄严、崇高的艺术追求.同时,在大众媒体的恶意炒作下,悲剧性的文化事件被简化和改造成了喜剧性的娱乐事件,其内在性和精神意义被抽空.它们共同显示了当今时代文化上的恶俗之气,是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对价值理性和人文追求的肆意扭曲.在如此的"共谋"下,诗歌成为被窥视的"他者",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妖魔化"了,诗歌本身受到了严重扭曲和伤害.     

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

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主要表现在对陆游其人及其文学史定位、诗歌艺术的探讨、作品的解释与运用以及对陆游诗歌的异见四个方面.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源于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其中,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以及日本的唐宋诗之争等四大因素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信息网络时代高校“两课”教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模糊美学的发展,模糊概念引入了美学领域,模糊美成为模糊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不确定性是模糊美的主要特点.中国古典诗歌讲求"意境"、"情景交融",体现了丰富的模糊美特性.英语诗歌虽然具有较严格的语法规范和严谨的逻辑关系,仍然把对模糊美的追求作为最高境界,这使得英汉诗歌翻译成为可能.不过由于不同层次的语言规则和文化背景,英汉诗歌中的模糊美再现具有相当难度.通过对比李白所作的<长干行>的三首译文,阐述了汉诗英译中模糊美再现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再现模糊美的一些技巧.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杨万里的诗歌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其深厚的理学内涵是其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杨万里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盎然生意、仁者情怀和“乐”意都是由对“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境界的体察中延展出来,从杨万里诗歌的这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杨万里诗歌内在的理学意蕴.     

曹尔堪与明末清初词风演变

曹尔堪是清初一位重要词人,其词作风格在清初词坛独树一帜。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曹尔堪词作的认识研究明显不足,对曹尔堪所论较多的是他在清初三次大型词作唱和活动中所起的组织倡导作用,而对于其词作本身对当时词坛的影响则所论甚少。其实,曹尔堪词作风格对明末清初词风演变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史与诗的合璧:作为史家身份的赵翼诗歌创新

赵翼在清代乾嘉诗坛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其独特性之一表现在其身份的二重性———诗人与史家合璧 ,赵翼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其史学思维与方法的影响 ,在诗歌内容与风格等方面皆有创新 ;其独特性之二表现在赵翼诗歌理论的创新主张上 ,把史学思维与方法作为其诗歌创新实践的运营途径。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杨闻韶诗歌生命的涌现现象

一个拥有诗歌生命的诗人或诗歌作品,必为世代传诵。杨闻韶的诗歌创作和短暂一生构筑出他奇异的诗歌生命。杨闻韶诗歌生命是通过他诗歌中环环相设的隐喻系统不断涌现出来的。略低于体温的语感、渴求信靠的叛逆的心灵、以对死亡的思考为基点和以均衡性损坏和节奏的改变为特征的即时性吟唱的诗歌模式,构成杨闻韶诗歌生命的主要内容。     

朱祖谋《望江南》凸现的词学思想

朱祖谋论词最矜慎,故留下的论词文字极少,其《望江南》组词就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通过对清代词人的品评,《望江南》凸现了这位大师的词学思想:知人论世、词穷益工、扬常抑浙、反对艳冶、重音律、尚真情.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这多方面的贡献确立起顾炎武诗学在清初诗学中的独特意义和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