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艰难的心路历程——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心态研究

对作家心态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是更切实际的文学研究。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在异族高压统治、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 ,经历着心灵的磨难。沦陷初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文学主张不同的“文选文丛派”和“艺文志派” ,三种不同类型的东北作家 ,在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 ,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和心态 ,并由此带来了文学风格和艺术取向的不同     

“不折腾”英译思辩

以重点探讨“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社会语境内涵和政论语体特征为基础,从语义、语境和语体3个不同层面分析9个“不折腾”较有代表性的译文,可体现政治内涵解读、语境分析和语体特点,但存在语义偏失、社会语境内涵不明以及语体不当等问题;应将“不折腾”翻译为“nodevelopment—blockingcampaigns”,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整体上翻译为“no faith-wavering,no effort-relaxation,no development-blockingcampaigns”。     

电视新闻从“说话”到“举止” ——电视新闻节目语体特征探析

电视新闻节目具有很重要的交际传播功能，是一个典型的交际传播语体。作为一种动态的交际传播语体，电视新闻节目的语体特征体现在视听兼备的语体结构，现在进行时的时态方式，“播”“说”结合的大众口语和共性之中求个性的体态语体等几个方面。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富贵山林”与“六一风神”——对欧阳修散文艺术风格的一种文化心理阐释

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分辨和讨论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一话题既与“富贵”、“山林”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体式和风格有关,也和北宋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处世心态相联系.欧阳修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论述在宋人中较有代表性,欧阳修对二者的基本态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风格.“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人生追求和“六一风神”的独特审美内涵之间有着内在一致.这种关联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北宋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士大夫阶层的独特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     

论"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五四”作家之普遍近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以夏尊等为代表的信仰佛教并对佛教有精深理解的作家 ,也有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虽不信仰佛教 ,但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欲在佛门找到心灵的归宿的作家。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尽管坚决反对佛教空观思想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但是强烈的皈依心态却使他们对佛教的否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文学史上 ,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少数作家自觉地以佛家之“空”解构传统之“有” ,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心态 ,这是极其难得 ,也是极有意义的     

《红楼梦》中“一甄一贾”的文化意蕴

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甄士隐和贾雨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境遇与人生选择,寄托着作者对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心态的思考。如果说贾雨村的人生经历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人格,那么甄士隐的人生经历则主要体现了道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红楼梦》中这“一甄一贾”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仕与隐的矛盾互补。     

导师心态的张扬与解构

导师心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作心态。新时期作家中 ,张洁始终张扬导师心态 ,而“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的小说对导师心态发挥着一种解构作用。她们的创作分别体现着对理想主义的显性表现与隐性表现。     

“人间詞話”随論

“人間詞話”,为王国維一生精心結撰的詩詞理論著作。在旧日理論論坛,它和“宋元戏曲史”同为王氏享有很高社会声誉的两部著述。“人間詞話”一書,作为一种資产阶級开明文艺观的代表物来看,底确也具有前人所难以企及的新的理論高度。无論对作家作品的評价上,对创作技法的主张上,都应該     

论李贺诗歌“师心”的创作倾向

论李贺诗歌“师心”的创作倾向李军作为人学的文学，是人们内在情感的表现形式，是作家心灵的外界投影。作家创作就是抒发其心灵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特殊感受和独特体验。李贺诗歌的主要特征就是写心态，可以说是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再现，带有鲜明的“师心”创作倾向。王世贞...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神圣抗战”中的“激跳文心”

抗日战争唤起了人们的民族忧患意识 ,整个社会的心态是激昂亢奋的。作为社会心态与作品文本中介的作家心理与社会心态保持同步并有前后期的变化 ,表现为对文学功利性的强调和情感的强烈外溢 ,呈现为作品表达的时效性和情绪化 ,这又内在地与作家原有的写作观念、方式形成矛盾     

缅怀“先锋”

我认为,“后新诗潮”绝不仅仅是“新诗潮”的一种简单的时间上的延续。在“新诗潮”与“后新诗潮”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文化断裂带。“新诗潮”与“后新诗潮”分别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作为先锋的后新诗潮,正是因为超前性地预示或隐喻了这一时代的文化转型,而...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论“人权”与“人的解放”——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

彼此衔接而又有根本区别的两个历史时代的标志,作为“人权”和“人的解放”分别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一、人权——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人权,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神权     

自然抒写与“故园小说”中的价值秩序重构

以鲁迅为代表的部分现代作家,始终在“失乡”与“还乡”之间徘徊挣扎,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和生命统合,成为他们文本世界的潜在线索,隐含在文本中的自然力量成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指向。一方面,作家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古典梦想的家园,为人们确立了精神提升的可能;另一方面,作家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世外桃源在现实中难以保全,所以追忆和倾诉中不自觉地带出了一缕悲凉。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香港“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身份建构

三批"南来作家"所处的历史语境、所受文化教育各不相同,因此其创作心态、身份建构有着不同的内涵。总体来说,"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基本上遵循从中原过客心态到中港双重意识再到认同香港的属民意识,直至超越中原和香港面向人类的总体心态的发展过程,其家国想象越来越弱。它不完全是循序渐进的,其间交叉反复,呈螺旋上升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