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中的“双主体”、“多主体”现象解析

正在"公共关系"被引进国内的近三十年间,几乎所有的译著、论著和教材对"公共关系主体"的表述都采用同一种方式,即只说明"谁是公共关系主体"而不说明"什么是公共关系主体"。谁是这一主体呢?答曰:社会组织,简称"组织"。这种解释实际上经不起追问。例如,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公共关系主体吗?如果回答"是",那么如何解释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从领导到职工都没认为自己是什么"公共关系主体"?又如,任何公共关系主体都是社会组织吗?如果     

重视公关概念的界定--对"个人公关"论的质疑

公关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叫"个人公关",即公关的主体为个人.本文针对这个概念界定提出了质疑,指出这种提法的错误,阐述了公关对个人发展的意义与个人在公关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界定为个人公关的理由.     

论公共关系与组织的生态平衡

论公共关系与组织的生态平衡解光宇关键词公共关系，社会环境，组织生态平衡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管理艺术，在我国诸多领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公共关系的发展和应用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状况。为了使公共关系的实践成为自觉，则必须...     

孔子果真鼓吹“愚民”思想吗？──与邵勤先生商榷

孔子没有鼓吹“愚民”思想，其思想体系是重民、爱民、启发民智。古人撰文，不着点，训诂不详，句读不一，考察人物思想当从其体系的主流来探索，切忌任意割裂，断章取义。     

共同利益是普遍利益吗?——与沈湘平先生商榷

在人类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中,个人利益是前提,也是基础,社会的其他利益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个人利益对应的是社会利益(共同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特殊利益对应的是普遍利益,如果把共同体利益等同于普遍利益,实际是把普遍利益的内涵缩小,而把共同体利益的外延扩大了,实际是把共同体利益扩大等同于普遍利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利益替换成社会的普遍利益.     

“英国”奥登还是“美国”奥登？——对艺术的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的辨证思考

奥登移民美国一事曾激起英国文坛的非议,当年的批评者认为他没有担当好诗人的公共责任。但艺术并非是社会状况的简单呼应,奥登对个人艺术自由的坚持,源于他对“艺术无用性”的认识,源于他以“真实”为标准的艺术价值观,他认为写作本身便具有社会政治性。因此,其写作的私人化倾向,不是对诗人责任的抛弃,而是体现公共责任的迂回方式,因为对他本人而言,写作的私人化更有效地达到了艺术真实。     

徐州文化的源头是“楚汉文化”吗?——与高峰先生商榷

徐州古老珍稀的出土文物和历史遗存,积淀深厚、氛围浓郁的文化底蕴,对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品位、文化个性,是最准确的诠释,是最鲜活、最醒目、最感人的城市名片。其恢宏的气势向世人展示着它那跌宕豪爽、而又柔美灵秀的性格,它不需后人夸饰,它以自身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展现着鲜活的个性和无穷魅力。     

公共关系的“四带辩证法”

公关发展到今天,很难再继续遵循“一切都是为了销售”的金科玉律．我们其实总是会问“销售之后呢？”说白了,“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更加美好”．从利己到利人,公关其实是一个让品牌走向高尚的过程。     

也会有“个人”也会有“艺术”——就“报道摄影中的个人身份和位置”与刘树勇先生商榷

刘树勇先生认为报道摄影“最本质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真实地呈现对象”，因此，报道摄影中“没有个人”，也“没有艺术”。然而，报道摄影的“呈现”要以影像对客观时象的“观看”和“言说”为基础，所以，从理论上或报道摄影的实践上来看，我们都不能否认它具有“个人”和“艺术”的成分，既要反对将报道摄影个人化、艺术化，又不能因此陷入客观主义。     

道德法律化是"可能"和"必要"的吗?——与常建军先生商榷

面对当前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效率低下的严峻现实,常建军撰文提出,道德法律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不完全义务的存在,道德与法律在核心内容上并不一致,道德法律化在逻辑上不够周延；道德共识不等于道德标准一元化,道德多元与道德共识可以、而且应该共存,道德法律化缺乏现实基础；道德强制与法律强制具有本质差异,道德法律化是非道德、不道德和危险的；解决道德知行断裂问题,增强道德教育效果,不应诉诸道德法律化,而应立足于道德情感的培养,建立“情感性道德教育范式”。     

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的思考——从国际法的“个人化”发展动向谈起

国际法的主体应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其性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尽管传统上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 但从二战后国际法出现大量有关个人的内容来看, 个人已在一定限度内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不过, 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相当有限--取决于国家的授权, 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     

是劳动“雇佣”资本 还是资本雇佣劳动——与毛蕴诗和李新家两位先生商榷

资本和劳动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定生产关系 ,并不能因知识经济的到来而改变 ,只要资本经营存在 ,即使科技发展的水平再高 ,劳动也无法摆脱被雇佣的地位 ;企业待购新发明、技术人才获股权或担任总经理 ,仍然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具体表现 ;人才与资本对企业同样重要 ,科技发展使脑体劳动的分离更加明朗 ,而不是使二者差别明显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不证明智力和知识“雇佣”资本 ,知识、技术和智力对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作用 ,体现的是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基本原理 ,资本的国际化流动也不能使资本随处可得 ,技术入股改变的是技术的原有身份 ,它照样不能打破资本雇佣劳动的格局。     

关键时刻你“掉链子”吗？

在职场生涯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被领导期待、被同事注视的时刻。在这种关键时刻，你是超然对待，全力以赴，还是让别人的期待成为羁绊，最终掉了链子呢？     

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洪心衡等先生商榷

关于判断词(系词)“是”的形成,语言学界已经讨论多年了.这一讨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迄今没得到一致的结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判断词“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一是判断词“是”是怎样产主和发展的.本文打算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并就与此紧密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基于“能力本位”原则的公共关系教学方法探讨

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大学生就业能力为出发点,按照以能力为本位的原则,对高职人才公共关系职业能力培养的思路进行探讨,提出模拟演练、情景教学、案例教学、实验教学和任务式学习等教学方法。     

自然界有“本质上的偶然性”吗？──与张华夏先生商榷

自然界有“本质上的偶然性”吗？──与张华夏先生商榷谭天荣张华夏教授在《决定论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６）一文中提出如下论点：自然界有两类随机事件，一类是“操作上的随机事件”，对它们可作因果分析，只是由于我们不便或不必去分析，才被看作随机...     

个人积攒的发票能卖吗？

2011年10月25日,重庆男子焦某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广场等待他的网友“何必寻梦”。两天前,焦某以“干将”为网名,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内容为“少量剩余移动联通充值卡定额发票有人要不？”的帖子,公开出售发票。帖子挂出后不久,网名“何必寻梦”的罗某主动和他联系并约定见面地点。     

“杀盗非杀人”是片面性错误命题吗——与肖■父 李锦全先生商榷

读了新近出版的肖父、李锦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其中有一段话说:“后期墨家认为应当根据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审慎地运用,否则就会发生错误。……但尽管如此,他们也提出过‘杀盗非杀人’这样具有片面性错误的命题,在解决概念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时,陷入和公孙龙同样的错误。” (《中国哲学史》,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第207页) “‘杀盗非杀人’这样具有片面性错误的命题”,这句话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作者的意思是说,盗是人,难道杀盗不是杀人吗?或者说,杀盜即杀人。既然如此,说“杀盗非杀人”,显然是片面性错误的命题。然而,我与作者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杀盗非杀人”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不具有片面性错误。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另一维度交往

马克思基于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来解释和说明交往范畴，不仅揭示了交往作为人的活动的前提，而且揭示了交往的否定方面，即“非人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亦即人的实践活动的批判维度，从而实现了对抽象的“人”及其关系的彻底颠覆。而当前盛行的把马克思交往范畴的革命性意义归结为主体间性、主体际等思维方式领域的变革是值得商榷的。     

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与王天奖先生商榷

1958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刊载了王天奖先生“关于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一文,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中、下层之对于太平军,并不象某些同志所認定的那样,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抱着完全对立的态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前期,还是曾经接近过,或试着接近过太平军的。另一方面,太平军对于地主阶级,主要是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并不是在一开始时就对他们采取敌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