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多重阻滞和推进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城乡交集的城郊结合部这一特殊场域,居住着大量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正在从农民向市民化转型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城市适应力较弱、制度政策环境较差、人格尊严易被漠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城郊农民要从里到外变成市民,自身的观念、心理、行为方式要转变,外部的社会生存环境也要改善.因此,农民城市适应性的提升、以制度创新优化政策环境、农民人格尊严的维护、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成为当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民主体意识建构的着力点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民群众这一群体始终是主体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农民主体意识建构仍然受到小农经济思维尚存、民主素质有待提升、文化涵养重视不够、社会生活慢于时代、主体能力拓展不足等不利因素影响。因此,应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大政府购买农村文化服务力度,防范城镇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大力培养农民职业能力,多措并举推进农民主体意识建构。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与融合

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面临多重风险的社会变迁,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要为农民工提供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通道。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共济性较差,农民工被排斥在制度范围之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日益凸显。结构性制度排斥是现行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根源,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二元结构下的就业制度导致农民工难以承担城镇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二元结构下的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更是难以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化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有效途径。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必须推进一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城市化的壁垒。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方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转移转换机制,逐步将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和前 3 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 ,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运动呈现出一方面城市数量与城镇人口迅速增长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心理与城市化进程极不相适应的复杂而又特殊的景象。这种不适应反映在流动人口身上表现为“准市民化”状态 ,反映在城市居民身上则表现为“单位人”现象。这种在我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落后小农文化心理和依附人格往往会对现代城市化进程产生强大的、内在的阻滞。要使中国的城市化沿着健康良性的轨道发展 ,需要探寻城市化冲击之下文化变迁的规律和文化适应的策略 ,制定出一套引导和促进变迁健康发展的计划 ,建立起一种健全的、理性的现代城市文化新秩序 ,以促进人们实现由“准市民”向市民 ,“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则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     

风险社会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的现代性反思启示我们更关注现代化进程的转型社会风险。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风险叠加,中国进入高风险时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核心,也是难点。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成为社会风险的薄弱环节,市民化的进程关键是权利的完善。风险社会理论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为此群体权利建构和完善、实现市民身份转化、治理社会风险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工作方案探索

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失地农民市民化,并不单指失地农民身份转变和居住地点的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心理这四个层面的适应过程。失地农民经济上的市民化相对容易完成,而政治、社会、心理上的市民化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引入专业的社会救助方法,调动失地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实现最终的市民转变。本文分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简要分析了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社会工作方案,以期把失地农民市民化推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市民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抑制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活动增多趋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市民化程度低是导致部分社会成员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荟萃的基础上,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论,探讨了市民化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内在机理。为市民化创造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素质和市民化能力、提升市民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显著遏制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从人口城市化到农民市民化的演变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到农民市民化是时代发展的理论诉求。除了人口城市化含义与测度指标的局限外,从时代发展、政策诉求还有现实理论来看,都有必要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研究。通过探讨农民市民化的内涵与外延,归纳了人口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农民市民化是人口城市化、人口社会化和人口现代化的统一,是对人口城市化的理论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分化与相关社会公助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分化,从单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转为了双向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城市打工还是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诸多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农民工本身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这一群体迫切需要有效扶助的社会公助.根据农民工群体分化的不同层次,在其自助基础上,实施积极有效的社会公助,既有极强的针对性,又可以降低中国城市化的成本,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根本保证,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重大意义.     

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源性分析

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有增无减,农业仍然是没有解决规模狭小、分散的小农经济;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不能适应城市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9亿农民依靠农业只能走向相对贫穷;由此产生城乡差别仍继续扩大;中国经济结构、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使农民务农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将处于弱化的趋势。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浦东唐镇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点地区,高起点、快速度、超强度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上海的开发和开放在短时间内与国际接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土地使用制度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土地征用.土地征用制度不仅促使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市民转变,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如征地农民的家庭生活、社会保障以及就业安置等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访谈资料,研究了新型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文章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增强,因内部出现分化和来源地不同,出现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和地域的差别,提出了农民工的代际市民化和差序市民化。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现实基础和农民工自身条件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区域探索农民工市民化模式。     

农民工城市居住保障机制构建思考

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反映了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新旧体制交替和磨合中的各种矛盾,构建"制订和实施‘农民工有其居'的政策、加快‘农民转市民'的工作力度、加强对农民住房的政策研究和引导、完善公共住房体系等保障机制",对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城乡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失土农民就业的障碍及对策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失土农民未必能在城市化进程中找到满意和合适的工作岗位,如何解决失土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从而使其真正融合到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已成为关系整个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中之重,也是当前进一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长时间以来,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处境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有人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出路是返回农村;也有人认为,城市应该完全接纳他们,使他们城市化.但是在目前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框架内以及社会结构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而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我们在对温州的抽样调查中,从市民权、日常生活、社会认同和主观体验三个层面进一步证明"半城市化"格局的存在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应该积极地把推进农村流动人口彻底城市化纳入刺激经济发展的对策中,以便更好地把刺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民生问题与促进社会结构调整有效地结合起来,打破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格局.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化现象分析

“农村化”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伴生的现象.农村化主要表现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非农化、身份农村化”和“生活市民化、身份农村化”两个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行政单位的流动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非本地户口人口中农村户口人口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化现象不断扩散的结论.同时,本文从人口流动政策、户籍制度、隐性失业和城市化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且对农村化现象带来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市民化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权益保护

从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它对于农村的发展和国家建设都有着重大影响。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其所引发的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民充分就业、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而且也能有效地增进农民利益,使中国农民在劳动就业权益、资产交易增值权益、生活方式选择权益等方面得到解放和保障。但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农民利益保障不力的问题,尤其在生活居所、人口布局、劳动状态、耕地流转、土地产权等方面造成了明显的农民利益增进难题。不过上述情况并不否定中国城市化战略的积极意义。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明确城乡一体化目标,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战略,有效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真正实现社会治理一元化。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CGSS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