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多维格局,需要优化社会治理各构成要素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的力量有机互动,政府规制同社会自治的合作互强,增能政府与赋权社会的机制互补,道德调节和法治保障的功能互联,是新时期优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政府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能够产生综合效应,增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品质。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它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存在着深刻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统治模式的矛盾 ,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治努力都宣告失败的时候 ,人类探索出了一条公共管理的途径。市场经济是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的 ,但对于公共管理来说 ,仅仅有了法治是不够的 ,在法治的制度框架下 ,还需要伦理的支持 ,才是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意味着管理主体的二元化 ,即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这两个主体的竞争与合作。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内容会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对于重塑政府有着积极的意义 ,可以促使政府朝着伦理化的方向发展。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实现了从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 ,而公共管理的出现则意味着管理行政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治现状及其完善路径

农村社会组织是广大农民实现自我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引导、参与和推动农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建设之中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自治功能的实现。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反映的其实是"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当前,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松绑还不够,且社会治理方式尚处于转型期,从而影响了农村社会组织自治功能的有效发挥。今后应从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入手,不断培养和强化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农村社会建设之中的主体作用。     

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

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是在生态环境领域中建立的一种超越环境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环境价值理性的合作形态.走向环境合作治理是遵循社会治理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顺应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走向环境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友好型政府应当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其根本任务在于:政府应当从构建"合作政府"范式的高度来不断加强环境合作政府建设,从培育成熟社会目标的高度来逐步引导社会环境自治力量的成长.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知识与社会的均衡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这里主要是针对经济市场上的主体而言的。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范式拓展到政治市场,指出政治市场的主体,如政治家等,也是“经济人”。这种对人性前提的有效拓展使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笔者认为,在知识市场上,知识人也是“经济人”。知识人的谋利性会导致知识与社会的不均衡;知识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会加剧这种不均衡程度。目前,我国知识与社会的不均衡问题已十分严重,对其有效治理已变成一项既艰巨又迫切的系统工程;关键对策是体制创新和法治化。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29年以后,正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并存的"发展悖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仔细分析中国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性质,可以发现,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这些社会矛盾对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造成了威胁,但同时赋予了持续发展与动态稳定的内在推动力。应该从共识重构和制度建设的视角致力于建立政治共识、加强制度建设、提升社会资产、构筑和谐基础,这将是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根本之道。     

改革中的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

中国的探索性改革预示着改革进程的艰巨性。一切变革与发展在效率、公平与稳定的三维空间里,探索着自己前行的合理轨迹。改革与稳定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改革需要稳定,另一方面,虽然改革在不断地孕育新的稳定,但也更直接地不断地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而产生着不安定因素。特别是探索性改革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会风险,甚至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换言之,改革往往要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从长远发展角度看,改革与发展是社会稳定最根本的动力,没有改革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长久的稳定。但从现阶段改革进程而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其力度,…     

论微信社群的社会责任

腾讯微信社群,包括微信朋友圈、普通微信群,目前正在急剧增长,影响力日益增强。微信社群在方便生活、便于沟通、获得利益的同时,引发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日渐凸显,存在着社会责任意识淡薄、行为失范、制度缺乏、监管乏力等问题。为规范微信社群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稳定,传播社会正能量,微信社群在开展各种信息沟通、商业活动中,要注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与文明、公益等社会责任。提升微信社群的社会责任,需要增强微信社群的自律意识,加强政府监管。     

论网络社会问题及其社会控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网络社会时代.但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网络社会问题由此产生,并对道德、法律等传统社会控制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民族文化、个人控制以及国家主权形成了巨大冲击.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社会控制的特点,要求我们对挑战积极回应,建立适应网络社会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理论与问题

文章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讨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主要涉及二个主题———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及规律和社会不平等的变化及规律。然而,由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问题,为此,本文就结合有关的中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发生社会分层结构变迁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

农村社会保障是以遭受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为常态的农民的社会保护。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沿革,庞大农民群体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边缘,需要未满足且呈非均等化供给态势。在此,运用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理论厘清建构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可行性,并阐明保障每一位公民普遍享有“无差序”的社会权利、满足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建构主义维度分析

分析社会救助制度的变迁必须关注社会救助制度的建构主义性质。从社会建构主义维度看,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的一个层面,反映并遵循着一定的社会逻辑。围绕这个逻辑,各种权力和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和强化自身在社会救助制度的有利位置,并通过合法化的过程,使其对社会救助制度的各种界定和解释得到广泛认可,这个过程通过微观的身体化技术使人们默认甚至参与共谋这个社会逻辑。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权力、知识、伦理道德是很重要的三个因素。社会救助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客观属性的变革过程,还需要一个去魅和建魅的过程。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研究必须关注如何去魅和如何建魅,其核心应该是回归主体自身。     

中国社会弱者的社会支持因素

所谓社会弱者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经济贫困、生活质量差、主观承受力弱和发展潜力缺乏的特殊社会群体。建立社会弱者支持体系 ,对实现社会公正理念 ,实现社会发展的宗旨 ,减少社会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 ,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社会中间层、单位、基层社区、家庭等要素共同构成了对社会弱者的支持网络。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 ,政府和单位的作用将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趋势 ,而社会中间层的作用将会逐渐增大     

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构——兼与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比较

社会契约理论是西方社会源远流长的一种伦理文化思潮,蕴含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和谐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有着异质性特征.契约精神的价值驱动与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