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与统一战线工作

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构成部分 ,也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一旦加入国际人权公约 ,国家就得承担相应守约义务。我国即将加入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是目前国际上内容最全面、也是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其对我国统一战线工作提出哪些要求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要求 ,是我们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诸如自治权、一国两制、民族、宗教、结社等相关问题上 ,我们须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国际公约、中国国情与实施公约、守约与保留等关系 ,通过不断完善国内法治环境 ,逐步创设各种必要条件来信守签约诺言 ,提高人权享受水平 ,以驳斥西方反华势力的无端攻击。     

国际人权法视野下对中国刑事法律的透视——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文件中,成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我国已经签署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本文将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探讨该《公约》对我国刑事法律的影响和我国必须做出相应的法律修改或补充的问题。     

程序法治的困惑与选择

程序法治在今天或许已并非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因为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建立。程序法治是权利与司法公正的保障,违反程序法治会侵害人权。然而,遵循程序法治也会付出代价,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冲突和矛盾,坚持程序正义有时造成实体正义的牺牲。这就产生困惑,那么我们应如何选择?我国的法治状况要求我们须坚持程序法治,制定并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论人权概念的起源

近代的人权思想萌芽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君主论》的面世为标志。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法国人权宣言，保证了人类完成第一部保障人权的宪法产生。人权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国际人权公约，就是对各国的一种约束，中国将“人权”入宪，也是为了使我国人民同样享有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实施中的困境——以美国对关塔那摩“在押人员”处置为例

9.11已经过去了10周年,但是其遗留问题却依旧在发酵。经由对美国在关塔那摩基地被拘押人员处置信息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在关塔那摩的羁押政策违背了美国自身在国际法下承诺的若干义务,暴露出美国人权政策的不足与偏狭。这其中也折射出现有国际人权法,如《禁止酷刑公约》与《国际人道法》等人权保障的公约,在实施中的两难之处。     

论人权在中国的主流化与本土化

人权主流化是国际人权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新的趋势,并与中国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现"相契合.从中国政府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到"人权入宪",再到制定和实施首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人权主流化在中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当前中国的人权主流化也还面临着在立法和决策中细化和深化人权内容、探索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可行性、建设新的人权观和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挑战等问题.在推动人权主流化的过程中,政府将承担主导性的责任,法治进程将产生关键性影响,社会文化领城的进步还有待长期不懈的努力.人权主流化可以提供新的工作维度和视角,但并不排斥跨学科、多视角地考察和分析问题.     

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

本文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背景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继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着重讨论了在国家考虑“参与”国际制度和“参与以后”两个阶段里《公约》与中国的关系 ,具体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参与《公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两个问题。     

论国权与人权的关系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西方国家以“天赋人权说”为基础，提出了“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并计划以此作为下个世纪国际秩序的核心思想，为西方的干涉和霸权服务。从理论上搞清国权与人权的关系，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国赋的；只有国家或社会共同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才是人权的惟一来源和保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也具有了某些国际性的方面。人权的国际性方面诸问题的解决，仍应以国家主权为前提和基础，并不能构成对国赋人权的否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人权的国际性方面推行基于人权理由的新干涉主义，成为冷战后国家主权面临的最大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当有所警惕并提出相应对策。当前，尤其应注意西方国家利用霸权地位向世界灌输其人权理论和人权标准的趋势。我们必须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的步伐     

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加强人权保障进行了全面部署。依法治国是人权得以实现和落实的重要保障。人权保障是依法治国推进程度的价值衡量标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全面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促进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心在于落实和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防冤假错案,充分发挥好司法机关在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作用。     

民间规范与人权保障

民间规范与法治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有着必要的关联。不论是法定的还是理念与理论设计的人权,都可能因脱离主体交往行为的实际而在实践中受到牵制,一国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回应国民在交往行为中的人权要求。民间规范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不同人群的权利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法不应是民间法合法与否的标准和判据,而民间法才应是国家法合法与否的标准与判据。借助司法可以把民间规范中的人权内容及其保障方式吸纳到国家体制中,其优势在于,在小传统的内容转换为大传统的认可时,司法的具体性、中立性、判断性和被动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程序性和最终性等特征,在整体上发挥着可能优势。     

中国人权发展的百年流变及其趋势——以30年为研究单位的整体分析

我们把中国的人权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前30年、改革开放的30年与后30年。从排斥到接受是前30年国家人权发展演变的基本样态。改革开放的30年,"人权"在价值上优位于"专政",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当下30年的人权发展的现实场景。2009年之后的"后30年"是中国特色的人权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是我国人权发展的未来趋势。通过前后三个30年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在不自觉间,我国已经走上了人权建设的百年之路,人权事业成为国家百年大计的主要内容之一。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广泛、最全面、最有影响的管理和规范海洋活动的国际公约,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订,但时至今日仍未批准《公约》,令人费解。本文回顾了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渊源,通过《公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关联性的论述,探究美国未批准加入《公约》的缘由。本文认为,随着国际海洋形势和美国自身实力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批准《公约》是大势所趋。美国一旦批准《公约》,必将附加对其更加有利的额外声明、条件等,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权保障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胜利后,人权的保障逐渐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和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可能.由于人性的弱点、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霸权主义和集权主义的长期存在,我们在承认人权普遍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人权的特殊性.在自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三者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权得以实现的一条法律路径,即自然权利通过法律的保障转化为人实际享有的权利.当然,权利的实现还有其他的路径,如道德、政策和宗教等,但法律的保障无疑是社会生活中人权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路径.只有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全球公共交往参与者的协商、交涉,通过寻求“世界法”和国内法的相互承认,才能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实.     

61届联大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

第61届联大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这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通过的第一个人权公约。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主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国大使纷纷对这一公约的通过表示祝贺。     

《蒙特利尔公约》下的赔偿责任体系及相关问题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随着美国作为第30个国家的加入,已于2003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约于2005年7月31日对我国生效。本文通过对《蒙特利尔公约》与其之前的公约(华沙公约体系和IATA责任体制)进行比较,阐述了公约的重要意义及重要新增内容,探讨了公约相关问题。     

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从立法视野看我国妇女人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人权,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也为了承担我国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本文试图从立法视野去探索我国妇女人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的初步构想。     

地方法制的意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化、制度化问题初探

由于法律问题均产生于人们生活其中的地方与基层,因此,依法合理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制度化的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责任制,保证每天面对各种法律问题的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依法认真地履行职务,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内容.法治国家建设,既要重视法治、民主、人权这样一些基本价值的实现,也要关注地方与基层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所创立的各种制度与规则.正是这些制度与规则的发展、完善,才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一些进步.     

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目的性和长期性。它的重要标志(或称法治原则)主要有十项: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前五项是指有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后五项是指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特别是在近期内采取若干可以影响全局的关键性措施和步骤,如制定立法法、监督法,批准人权“两公约”,制定行政程序法以促进依法行政,推进司法改革,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理,等等,从而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加速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