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著的编撰得到了重视,其中小说史的编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说史的编撰在这次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表现出了调整与拓展。其不仅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事件的评价作出了调整,更反映在小说史体例的变化上,专题史受到青睐,人物史、流派史、文体史、思潮史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小说史体例上的变化直接变现出小说编撰学术化的倾向,体现出了小说观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体例的变化,透析小说史编撰模式的转变和小说史观的转变。     

一部有特色的史论著作——读《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论》

新时期以来,几乎每年都出版一部甚或几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出版多种了。相对说来,研究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书却很少。199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论》(李丽莹、李见锋著,以下简称《史论》),则从“史论”的角度,勾画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规律,显示了著者的工力和史识,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首先,作者紧扣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内在特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清晰地理出了我国     

试评《中国现代小说史》

<正> 以前,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只编著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近年来,却编著出版了一些专门史,这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新进展。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王长水、韩之友、蒋心焕、韩立群执笔,编著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近年来出现的几种专门史之一种。在现代小说史方面,它是国内出版最早的一部,这就值得引起重视。鉴于各种专门史的编著工作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研究一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成就与不足,就可以为后来的专门史编著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丰富,血肉丰满,这也是这部专门史的一个优点。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史,应该具备下列六个特点:展示全貌,突出重点,勾勒特征,理清     

新文学观念下的审美标准与批评方法——读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功地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书写方法,无论对其争议与褒扬有多少,辩争本身都不是最值得注目的地方。透过辩争,夏先生文学史书写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方法渐渐完整地展现出来,由此也可探知夏先生真实的文学观。     

从源头研说中国现代小说史

我讲三个方面： 第一,首先对刘恪《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两部学术专著的出版表示祝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都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这个项目的评审点设在我们中国作协的创研部,作为评委之一,看到他们的结项出版和高质量完成,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同时我也对刘恪现在在理论创造上取得这样一种成果发自内心的羡慕,他在河南大学待了8年,像刚才张老师说的10年,出书lO部,其中7部是理论专著,而理论专著的集成数字竟然长达350万字,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火山喷涌的状态在理论界是相当罕见的。     

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有益开拓——评《中国中篇小说史》

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有益开拓——评《中国中篇小说史》程王月目前，我国出版的小说史研究专著已有许多，王万森、张达合著的《中国中篇小说史》（百花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中篇史》）无疑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它以中国中篇小说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试图说明它的体裁特征...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化假设

夏志清作为西方学者在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的流变和传承时,其预设的文史观、价值尺度以及对中国现代小说作品的具体评价无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本文就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再探索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既能克服已有文学史学科的局限,又能开拓重写文学史的新局面。这不仅因为新学科的时空长度与宽度符合现代中国文学多维共同体的研究或书写的客观要求,有助于揭示文学史的全景本貌,而且因为它能消解隔阂或偏见,使不同民族、阶级、党派或地区的不同文学形态得到相对公正公平的对待,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展示现代中国文学所遵循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创作机制和运演规律。     

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化假设

夏志清作为西方学者在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的流变和传承时,其预设的文史观、价值尺度以及对中国现代小说作品的具体评价无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本文就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以傅雷为代表的早期张爱玲研究

改革开放前,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均只字不提张爱玲,美国夏志清先生的张爱玲研究也并非源头,早在上海＂孤岛＂时期,已出现了第一批研究张爱玲的学者,其中以傅雷为代表。早期的张爱玲研究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和文学地位,为重新审视张爱玲奠定了基础。     

论西夏文

西夏原是唐代羁縻州,用汉语写作,传世的是文书、奏议一类应答之作。西夏建元以后采取双语规范制度,用汉语和西夏语写作。西夏文主要是黑水城文献,还有一些碑刻、抄本等,散见于国内外图书馆。西夏文以实用为上,利为价值尺度,思想上释道儒三教并行,彼此地位起伏不定,行文亦韵亦散,并不讲究。西夏有专门的写作机构,作者主要是贵族阶层。西夏文中还有一些翻译文献和理论著作,但数量不多。尽管如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无论。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的建构——以两部语法著作为中心

语法是现代民族共同语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法学描述、解释、研究语言的内在规律,可以为运用此语言的共同体成员树立依循的标准。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精华,从胡适对国语文法学的呼唤,到第一部现代国语文法专著《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现,再到全部以新文学作品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生产和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代文学通过文学书写试验、锤炼白话,有助于民族共同语的提升,同时,国语语法著作中的新文学作品通过语法教育为更多的人熟知、模仿。通过勾勒现代文学在国语文法著作中的面影,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呈现现代文学对国语建构的历史作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启蒙之史——《中国古代史》与清末民初学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本为清末中学堂教科书,1933年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中,成为大学用的历史参考书,到2000年,该书被河北教育出版社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之一,地位不住"升级".该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论者已作出颇详尽的研究,但它对清末民初青年学子起的启蒙作用,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穆几位著名学者为例,探讨他们青少年时习史,如何受到夏曾佑史书的启迪.     

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

五四文学革命后,才出现了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及作品的现代化品格的全面含蕴,因此以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是适宜的。1917年之前其他时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五四文学革命质的飞跃准备了量的积累。     

"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

从20世纪文学语言演变史的角度看,建国后开展的"语言规范化"运动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在大量吸收翻译语体、方言和文言以后造成的那种混杂局面,对创造统一的现代文学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