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良性对接的实践难题和基本对策

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乡政村治"是由非良性对接向良性对接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它必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村,发挥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村民自治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科层-合作”制下的洪灾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探讨——以淮河流域为例

近年来流域性洪水灾害呈现常态化发展趋势,现行的防汛组织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洪灾应急管理的要求,符合我国洪灾应急管理现实需求的管理体制只能是将科层制与合作制相结合。由此,提出"科层-合作"制的洪灾应急管理思想,并结合CMSS模式,构建"科层-合作"制下的洪灾应急管理组织框架,分析演化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淮河流域为例,构建"科层-合作"制的淮河流域洪灾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并与现行的淮河流域科层制防汛结构体系对比,得出前者更适应洪灾应急环境变化,从而使洪灾应急更有效的结论。     

“法维拉”的形成、现状及治理困境——以巴西萨尔瓦多市贫民窟社区为例

长期以来,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形成社会隔离。在作为贫民窟的“法维拉”社区内,贫困、失业、公共健康、毒品走私、暴力犯罪以及空间隔离措施诱发的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对城市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日益凸显,致使对抗性的社会运动不断发生。多年来,萨尔瓦多市政府尝试通过住房政策干预来化解“法维拉”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社会发展中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外部住房政策与经济生产联系、社会文化背景和弱势群体权益的不匹配,无疑是导致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     

从特色到品牌：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实践路向与追求——以“总编视角”和“编辑学研究”栏目为例

打造有影响力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品牌,栏目建设是重要抓手。从特色到品牌,其建设之道备受关注。《澳门理工学报》“总编视角”和《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栏目虽说创办时间、背景不同,栏目定位、风格也不太一样,但作为中国高校学报界颇有影响的两个编辑出版类特色栏目,在创栏时抓住特色,精准定位;在栏目建设实践中,关注现实热点问题,策划组构学术专题;坚守学术质量,倡导创新争鸣;注重学者办栏,重名家更重新人等,一定程度上可为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栏目建设提供参考。     

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分利秩序"成为瓦解村级基层组织合法性的关键变量,探讨如何规避"分利秩序"的问题便具有政策研究意义。本文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郊村村级基层组织现状的考察,发现村级基层组织在三个层面发生改组:第一,村干部通过内部分工与分层完成"双重角色"的分离;第二,通过调整村级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实现权力的集权化;第三,通过"嵌入式"镇管村体制将村级权力运作的外部监督制度化。村级治理在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镇村关系三个层面的变化重塑了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村干部由"结构性自利"转变为"结构性自制",从而实现对"分利秩序"的规避,为利益密集型村庄走出村治困境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应对措施——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向四周蔓延,吞噬乡村的土地,在城市郊区出现了一种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农村的"过渡型社区"。"过渡型社区"的形成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过渡型社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然而"过渡型社区"生成之后由于推拉作用的效应,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进入"过渡型社区",如何对"过渡型社区"进行治理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诸神·众生·国家: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形成机制研究——以中原地区F县“烟雾山”为例

通过对烟雾山供奉各路神仙庙宇以及庙会期间当地参会民众行为的考察,认为这种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现象,折射出了乡村社会的观念与诉求,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对庙会文化活动的主导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对庙会文化双重解读的探究、通过对地方庙会活动中积极分子的访谈,揭示出在目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具体地域民间信仰聚集地的生成路径:以传说为文化基础,以积极分子及其活动为动力,其最终形成乃是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多元诉求之下的共谋达成。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城市治理法制化：汉口特别市“专家治市”的实现途径——以公安行政为例

1929年汉口特别市建立后,市长刘文岛积极倡导专家治市理念,使市政改革呈现专业化趋势。为实现行政活动专业化,消除行政活动随意性,市政会议针对行政权的配置与运行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公安行政活动专业化正是市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公安局拟定《公安行政大纲》,明确公安行政专业化的基本规划,市政会议进一步颁布市公安局组织细则与相关单行规则,将地方公安行政专业化的诉求寓于法制化的实践之中。通过颁布规范化的系列规则,汉口特别市政府运用城市治理法制化的途径,逐步实现专家治市所设定的行政权运行专业化的目标。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探索与实践——以拉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为中心

拉萨市确定了党建统市、环境立市、文化兴市、产业强市、民生安市、依法治市六大战略,并探索实践以法治为原则、共治为基础、共享为目标的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各民族全方位平等;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畅通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畅通渠道;狠抓教育,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培养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创新治理,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综合治理服务水平,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过程;坚持依法治藏,以立法使民族团结成为全市各族人民的法定责任,将民族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     

从“革命—斗争”话语到“改革—治理”话语——以党代会报告文本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借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定义为"保护带"的调整。党代会报告文本语言从"革命—斗争"取向到"改革—治理"取向的位移,即是这种调整的反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通过积极调整"保护带",党的治国纲领在确保"硬核"稳定的同时,也因"三个面向"而显得更富有活力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和与时俱进的环境适应性。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应该依据这套开放性治国纲领来认识。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