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病相——贾平凹小说《病相报告》的艺术文化学解构之二

本文分析研究认为 :《病相报告》除了报告 2 0世纪影响中国人命运的各种“社会文化病”相 ,诸如那些源于深刻复杂的“社会政治病”、作用于人生主体生活的“爱情生活病”、表现为一种凄美残酷的“人性异化病”的奇特“社会文化病”症外 ,更为重要的是还从“生命意识的内在隐秘”角度 ,对那种造成无数文化人个体悲剧命运的“时代文化病”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形象解构。最后 ,该文指出 :《病相报告》在报告现实社会生活种种文化病相的过程中 ,非常奇特的是它甚至还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坛种种“文学批评病相”的大暴露 ,它提醒人们 ,那些乏味无趣、“糟蹋文学”、“糟蹋文学批评”的庸俗化批评方式 ,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桃花扇底系兴亡”——浅谈《桃花扇》的多重悲剧意蕴

《桃花扇》以兴亡为主线,富有多重悲剧意蕴。从个人层面看,这是一出爱情悲剧,爱情让渡给了政治,家国亡了,只好以牺牲爱情来成全政治;从政权层面看,这是一出政治悲剧,一是"权奸误国",二是"忠臣死难";从社会群体看,这是一出社会悲剧,承受悲剧命运的不是某一个确切的人,而是整个社会,作品凸显了部分下层人物形象,意在疗救社会,把握人生。     

“小人鱼”爱情模式浅析

由中外两住作家茨威格和梁晓声的作品《一个陌人女人的来信》和《苦恋》分析了一个共同的爱情模式，即安徒生在经典童话《海的女儿》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小人鱼”爱情模式，探究了这类爱情中，女主人公们将“爱”当作自己生命理想的内在深层根源及其悲剧命运的缘由；尽管她们对爱的炽热追求被男权统治的社会所忽视，但那种诚挚无私的爱谱写出一曲生命的赞歌。     

浅析《人生》的爱情悲剧——兼评高加林、刘巧珍的形象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在《人生》中,不论是高加林和刘巧珍,还是高加林与黄亚萍,抑或是周克南与黄亚萍,他们的爱情都可算是悲剧。当然写爱情(更不要说悲剧爱情),并不是路遥的初衷。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关注青年的命运,因为“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的他能够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着的青年,即使在他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般的宽容态度”。作者用心展现了这一悲剧发生的时代——“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新的生活尚在酝酿、探索之中,而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生》既是青春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论《病相报告》主题的误读及贾平凹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困境之因

贾平凹《病相报告》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主题误读。研究者们认为,文本书写了一桩生死不渝的爱情赞歌,并揭露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病相,其实作家的创作主旨在于通过对爱情的解读揭示人生的悖论,分析人性。造成误读的文本原因是史诗与人性分析的同时追求使表述发生了抵牾,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创作主体的传统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向现代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转换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抵牾和冲突形成了近年贾平凹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困境。     

"荒原"与困境中的求索--从小说《还乡》看哈代的基督教思想

小说《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发表于1878年,许多批评者认为《还乡》是哈代悲剧创作的真正开端,因为从这部小说开始,哈代一改先前那种歌颂田园生活、抒发田园理想的风格,转而去描写农民的悲剧命运,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同时也开始对产生这种命运的因由倾注了大量的思考。然而先前的评论大都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风俗的变化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这个角度来阐发这一问题,本文则试从另外一个角度———神与人的关系,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以发现哈代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文化的宿命——《边城》中翠翠母女悲剧命运研究

《边城》讲述的是翠翠母女的爱情悲剧,它在对传统文化下牧歌生活与人性之美的描述中,指出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根源是湘西民族文化与汉家传统儒家文化的矛盾冲突,而翠翠的爱情悲剧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冲突的结果。她们的悲剧是由不同文化矛盾冲突所致,沈从文在对母女二人命运的描述中,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浅析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安娜·卡列尼娜》真实地反映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社会风貌。小说女主人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代表着当时俄国贵族女性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却以悲剧结束。社会因素,自身因素和俄罗斯宗教文化引导着安娜生活的悲剧方向。     

叙述密度与意象空间——《病相报告》的一种解读

《病相报告》是一部吊诡之作 ,抒写了老年人的爱情。主人公的悲剧性爱情 ,悲剧性人生 ,充满了悖论。这是贾平凹的审美乌托邦 ,他企求美的拯救与救赎 ,这构成了小说意象的内在意蕴     

论《琵琶记》的悲剧命运观

《琵琶记》在悲剧命运观的揭示上无疑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它通过展示作为个体的人在与社会环境的各种冲突中,深刻地表达出那种“不可动摇的合理性与合情性”是如何既矛盾又统一的,以及这种统一又是如何使封建文人形成双重悲剧性格的;体现了剧作家对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观最直接的审视与怀疑。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欧洲近代民主

本文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欧洲近代民主的影响。尽管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但其中“重民”、“德治”、“吏制”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对于17—18世纪欧洲一大批启蒙学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们开创近代民主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贡献。     

“垮掉的一代”的文化反叛与社会建构身体观

针对美国20世纪中期"垮掉的一代"所引发的青年文化思潮现象,采用社会学身体论研究方法,分析了其在批判社会的过程中身体秩序被重置甚至被舍弃的诸多"现象"与"观念"。结果表明:"垮掉的一代"在文学领域开创的"自发式写作"和社会文化层面的种种"疯狂"行为都是对身体资源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挑战与重置,以及对主流文化秩序的颠覆,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文化思潮和反体制震荡。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影响

在界定“中国历史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研究生创新教育”等概念的基础上,概括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等特征,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研究生创新教育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试图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求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教育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对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     

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基于"身前身后的欧洲市民社会"提出了一种"共同体"理论。20世纪30~4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引入和消化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变迁和经济社会转型,开启了一条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之路,这对于推进当今学界"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亦有重要影响。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都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诗歌反思

都市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中重要的现象,它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都市和乡村并存的社会现实构成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文化语境,都市为现代诗歌提供了新的美学品格和发展的可能,对都市与诗的关系的思考是现代诗歌理论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