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人文学初探

元明清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这些作品或是本土作家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或是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作品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蕴籍着乡关之思、个人苦闷、肩负重任、为国戍边、关注批判现实、展现乡风民俗等多层面思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江源文学和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     

试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实践理性

康德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决然二分,而黑格尔则将这两种理性看作是同一个理性的不同发展阶段,他们两者关于理性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对实践理性的不同界定上。黑格尔将实践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快乐与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他认为后两个阶段即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并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评。在黑格尔看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种理性,在理性的第三个阶段——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中,并最终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了完全统一,使理性获得了其真实的客观现实性,从而过渡到精神这一意识的最高环节。文章即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主要文本依据探讨其实践理性学说。     

沉沦和反抗——郁达夫小说的身体言说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为文坛贡献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并赢得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们的共鸣。历来,人们多是用颓废一词来形容郁达夫的风格。论文通过分析他独特的言说方式——身体言说,从疾病、性和死亡三个方面来说明：郁达夫的言说方式在风格上成就了他的沉沦和颓废,但在本质上完成了他的反叛。他在对自我欲望的真实而大胆的剖白中完成一个失望苦闷的时代青年对祖国沉沦的反抗诉求。     

理性与感性视野中的创作主体

理性和感性是一对相互依赖而存在的矛盾概念。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又具有矛盾的一面。这种矛盾运动贯穿于人的发展的全过程,构成了人最重要的内在特质。人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发展走向其自身的对立面。二者的最佳关系,应该在对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的观照点上来校正。据此,在最能充分表现这一矛盾的文学中,可以把创作主体划分为理性的作家、感性的作家、矛盾的作家、宁静的作家,它们在不同的底蕴上标示了不同的文化变迁的根本内涵。     

鬼佛仙儒浑作戏哭歌笑骂漫成声——论嵇永仁《续离骚》杂剧

清初戏曲作家嵇永仁因三藩之乱被执狱中,创作了<续离骚>杂剧.其以儒、仙、佛、鬼为栽体,书写歌、哭、笑、骂四种生命情态,表达图报知已的朋友之义,发泄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提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续离骚>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除了自陈为屈原<离骚>之续篇,有意借屈原之困窘苦闷为自我张目,还体现为对明代徐渭<四声猿>的有意借鉴.度曲写作过程中的吟唱是嵇永仁杂剧创作的必要构成.为此,他有意采用北曲创作,注重对话与议论,形成了神采飞扬与理性精神洋溢的风格特色.     

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

京派作家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与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京派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在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都受到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具体到小说领域,京派小说在空灵、意境、意象等审美范畴以及语言上都与中国古典艺术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京派小说为中国文学弹奏了一曲不绝如缕的悠悠神韵。     

论施蛰存小说女性意识的阶段性特征

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意识从其女性形象塑造的轨迹的变迁,对施蛰存小说女性意识的阶段性特征做一番探析。可以看到施蛰存小说的女性意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变化：对初恋情人梦幻式依念,对妖妇、魔女的漠视,对受压抑苦闷的女性寄予同情．显现了作家随着文明思想的深入由维护男权到倡导人性,由传统到现代的进步。     

论施蛰存小说女性意识的阶段性特征

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意识从其女性形象塑造的轨迹的变迁.对施蛰存小说女性意识的阶段性特征做一番探析.可以看到施蛰存小说的女性意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变化:对初恋情人梦幻式依念,对妖妇、魔女的漠视,对受压抑苦闷的女性寄予同情,显现了作家随着文明思想的深入由维护男权到倡导人性,由传统到现代的进步.     

两种思维的冲突与史学家的苦闷——司马迁天人观与思维方式论略

大量事实证明,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充满着矛盾和苦闷。这种矛盾和苦闷,既可说来自两种观念(天人观和历史观)的交战,也可说是由两种思维方式(神秘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冲突所造成。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     

冯友兰人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思维

文章从理性的两个方面即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出发,对体现于冯友兰人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思维展开论述.文章认为"觉解"一词是对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不同的理性方法的含混,并分析产生这种含混的原因是冯友兰遭遇了伦理学上的"休谟难题".认知理性表现为对与人生境界有关的内容,包括理、性、义利等,展开认识,并由认识内容和程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人生境界.从道德理性角度说,新理学具有动机论和自律道德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同理与性在本体论上的关系相关联.     

论茅盾和他的“时代女性”

在“五四”时期,写女性的从苦闷到觉醒然后又陷入苦闷,寻求人生的真谛,已成为作家们共同关心的主题。尤其是女作家更为突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五四”女作家群的小说。鲁迅《伤逝》的出现把这一主题引向了深化。到茅盾《蚀》的发表,新女性的形象从作家们一个又一个典型现象,发展为“时代女性”群的形象。嗣后,茅盾在短篇集《野蔷薇》、《宿莽》,中篇《路》、《三人行》、长篇《虹》里,续续着力塑造了“时代女性”的系列群象。也可以说,茅盾在他早期的     

张爱玲后期散文创作的美学风格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长达60余年,其美学风格也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与人们已研究较多的前期散文相比,张爱玲的后期散文具有创作主体淡化,理性精神增长,语言风格从辞藻华美、意象繁复转为质朴隽永三个特点。分析其后期散文的美学风格,有助于我们对张爱玲这样在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的全面理解与把握。     

基于生态女性主义的中加婚姻观探究 ——以爱丽丝《逃离》和萧红《呼兰河传》为比较

生态女性主义提倡女性在社会和自然中保持独立自主、意识自由、多元发展,这一思潮的提出对探讨女性婚姻观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文章以生态女性主义为切入点和落脚点,以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经典文学作品《逃离》和中国作家萧红的经典作品《呼兰河传》为例,对中加婚姻观中的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对传统观念、舆论影响、原生家庭三个外在维度和对女性性格、面对冲突两个内在维度的探讨.中加婚姻观各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生态女性主义中所提倡的女性独立自主、理性发展应该得到重视和鼓励.     

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海洋社会

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哲学传统。从孔子推崇“亲亲相隐“和苏格拉底支持“告父杀人“可以看出,中国重视道德理性,西方重视知识理性。在不同传统的支配下,中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即农业社会与海洋社会。本文从结构模式、形成原因和精神特质三个维度对这两种社会形态进行了初步比较。     

黑格尔形而上学维度的革新

与以前相比,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在维度上的重要革新主要表现在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转折:一是从意识哲学转向逻辑哲学,二是从知性逻辑转向理性逻辑,三是从实体理性转向生命理性。这三个转折使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摆脱了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困扰,成为理念在其辩证发展中自身证明和自身证成过程,从而使形而上学具有了科学形态。     

论清代骈文总集对当代骈文作家的经典化选择

清代骈文作家经典化的路径有很多种,其中清代骈文总集的"选择",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纵向维度看,清代骈文总集对于当代作家的经典化选择,可以划分为前后相继而发展渐次深入的三个阶段,即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从横向维度看,这种经典化选择,有着两个主要的运作机制:一是作家选择层面的累加与删汰,二是作家层次区分层面对相关作家骈文作品数量的差异性选录。毫无疑问,清代骈文总集的这种经典化选择,已经对清代数量庞大的骈文作家群体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选择性呈示和传播,后世清骈作家接受比较全面的参照系,也由此基本构建起来,其文学史意义是重大的。     

迷茫中的挣扎与探索——端木蕻良40年代小说探微

现代作家端木蕻良 40年代在桂林时的创作 ,虽不乏精品 ,却论者甚少。 40年代是端木蕻良在精神上最苦闷的时期 ,其创作风格与前期作品相比 ,有本质上的变化。此时 ,作家更关注自我内心体验、自我精神处境 ,其作品社会性的重大现实话语极度收敛 ,而个人化述说得以强化。在叙事方式上 ,端木蕻良也作了多种探索 ,可以说在 40年代的文坛 ,他的艺术探索具有一定的先锋性质     

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译介

关于《野草》与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已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鲁迅《野草》的影响上。对于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的《野草》在翻译意图与创作意图、翻译策略与创作策略、翻译风格与创作风格的互文性关系却一直没有人涉及。事实上,鲁迅的《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野草》具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在翻译与创作的意图上,二者都在借苦闷的表现呼唤健全的人性。在翻译与创作的策略上,二者都倾向于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在翻译与创作风格上,二者都呈现出了艰深、晦涩的特点。     

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海洋社会

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哲学传统.从孔子推崇"亲亲相隐"和苏格拉底支持"告父杀人"可以看出.中国重视道德理性,西方重视知识理性.在不同传统的支配下,中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即农业社会与海洋社会.本文从结构模式、形成原因和精神特质三个维度对这两种社会形态进行了初步比较.     

身份·视角·对话——浅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在文学领域,语言的选择不只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作家采用哪种语言作为创作语言,除了一般采用本民族母语外,更多地受到主体民族的语言价值、社会功能的掣肘。本文试图从双语身份、民族双重视角和文化对话等三个方面分析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当代藏族作家以双语身份活跃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是历史的必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客观上体现出一种双重视角,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融,集中体现了当代藏族作家当下的＂在场＂意识,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