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三国戏看曹操形象的民间传播

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也是历代正史和文学作品中传唱千古的人物形象之一。明代戏曲中关于曹操事迹的剧目,主要依据陈寿《三国志》、元话本《三国志平话》、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元代三国戏以及民间传说等文献加以改编,大致勾勒出曹操风云际会的一生。由于受元明时期文学作品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影响,明代戏曲中的曹操形象大多是作为西蜀政权和东吴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通过对明代戏曲中许田射鹿、云长辞曹、义讨董卓、黄鹤楼论英雄、祢衡骂曹、文姬归汉等情节的深入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明代民间对曹操形象的广泛传播、不同接受和重新解构。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反思——以1959年“替曹操翻案”讨论为中心

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不仅厘清了关于曹操的许多史实,而且推动了对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中,体现唯物史观这一评价总原则的多种具体标准与观念,如历史作用标准、阶级标准和历史主义观念得以综合运用。这不仅丰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而且推动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次讨论冲击、弱化了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这就需要正确看待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道德评判,及事功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人民性：历史文学中历史真实的体现

历史真实是历史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文学的人民性是体现历史真实的关键方面。无论是围绕人民大众的生活展开情节，还是以帝王将相做主角，历史文学中都应真实地反映出那一时代人民的命运、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历史作用，展示人民大众是历史的缔造者的历史真实。     

曹操令文中的主体形象

曹操之文向来以“清俊”“通脱”著称,此特点在其令文创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他的丰功伟绩与独特个性。在他辉煌灿烂的一生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果敢的军事家、睿智的政治家及充满魄力的改革家,这些在他的令文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其令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闪烁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     

由《曹操集》认识一个真实的曹操

参考《曹操集》中曹操诗文写作的缘由、政治背景等,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美好的社会理想、兼济天下之志;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利益共享;重视求言,善于纳谏;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厉行节俭,反对奢靡;灵活的处事原则;虚伪与残暴的一面。     

从曹操看建安文学与政治的亲和关系

汉魏之际 ,文学与政治的亲和 ,自然而然地成了建安作家的共同选择 ,成了一个时代的倾向。”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 ,为走向自觉和独立时期的文学争得了荣誉 ,也为文学得到社会及当权者的认可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雅好慷慨”成为建安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时代精神 ,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作为其具体表现 ,就是建安作家群体对功名事业的追求。曹操的政治引领和文学实践正是这一群体追求的集中体现。     

曹操"奸雄"考

魏武帝曹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奸雄",其中"奸雄"目前都解释为"奸诈的雄杰",但根据史书记载的真意,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认为曹操是"奸诈之雄"的主要依据是原始史料<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之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许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这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奸雄"本意指什么.     

文学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分析

成吉思汗在东西方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叙述者笔下,成吉思汗的形象也略有不同。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受长生天庇护的蒙古英雄,在17、18世纪史书中他身上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在《青史演义》中他则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和蒙古民族英雄于一身。国外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有正面也有负面,但都带有西方误读东方的色彩。我国当代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受到演义小说的影响,90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品则从多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     

《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再探讨

《三国演义》在三个层面上塑造一个复杂丰满的人物形象。当曹操以治国安邦为目标时 ,是一名“能臣”,以争霸天下为目标时 ,便是一个“奸雄”,而以一己私利为目标时 ,则成为一个骂名千古的“奸贼”     

跨文化背景下的历史人类学蠡测——以曹操与织田信长对比为例

历史人类学在研究古代的民族文化时,既可能佐证史实,也可能重新诠释。在中日两国历史上,有两位无论是历史命运还是个人风格都非常相似的人物,他们就是曹操和织田信长。中日两国分别有关于他们的大量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然而,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横向比较的还很少见。本文基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从他们所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势入手,将个人或事件作为透视民族文化的表征性依据,以期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对各自民族发展历程的作用,从而蠡测和界定个人因素在历史和民族文化中的定位。     

歧路彷徨:历史与文学之间

作为对过去的再现方式,历史和文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代西方的历史学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但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其著述本来就是要以求真和传世为目的,而不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为关怀,凭借一时的风云际会拥有很多读者的史著,未必能传之久远.     

曹操的人才观之我见

曹操能如意扩大自己的势力,顺利统一北方,主要得益于他在用人上的成功,即思贤如渴,任人唯才;善于招纳降将,不计前嫌;欲用将才,必先安之,且赏罚分明。同时,曹操在用人上也存在不足之处,即重才轻德,疑而用之;嫉才妒能,不容其强。     

论曹操的诗歌创作艺术

曹操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 ,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文以四言诗成就突出 ,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 ,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 ,具有苍劲雄浑、慷慨悲凉的风格。诗歌反映了汉末的战乱和人民的苦难 ,高歌开明政治和统一的理想 ,充满了昂扬进取的豪迈精神 ,有力地表现了建安时代的特色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

访谈首先讨论了历史真实性问题,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真实,一是具体的史料的真实,一是以经验为根据进行判断产生的真实感。文学的真实接近后者,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其次,历史学科的基本价值除了求真,还在于满足一定的社会功能,寻求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应用语言、叙事策略等方面皆有主观性的成分,与文学叙事类似。第三,作者和读者产生共识才是文本实现其意义的方式,这是文本的社会功能发挥的途径,因而公众史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就此而言,文学和历史文本可以实现相似的社会功能,公众史学应该更多借鉴文学叙事的方法。     

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也是近年来史学界试图重新进行评价的热门历史人物之一。随着对袁世凯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围绕袁世凯的功过是非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打破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时惯用的人为格式化,对袁世凯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评价,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但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在评价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当客观公正地将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考察。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论曹操的理想国模式

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时代,还是一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代。曹操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十分不满,他在《度关山》与《对酒》两首诗中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其基本模式和特征是:君贤臣良的分封制政治格局;和谐有序的官民关系;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公平允当的刑罚措施;谦和礼让的社会风气;等等。曹操的理想国模式与"礼运大同"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对儒家大同社会的简单复制,其中也有对道家、墨家和法家学派思想观点的取法和吸收。曹操的理想国模式是以儒家思想为基调,同时吸收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思想观点,最后熔铸形成的一种综合体。     

痛改前非的曹操

曹操小时候十分聪明,据说他过目不忘,不学自通,但很不刻苦。在学堂,别的学生一天才能学会的课程,他两个小时就能融会贯通。再学下去,他就觉得索然无味了,便趁先生不备,私自溜出去,和其他孩子们习武练箭。由于先生视力不好,又没人告他的状,所以很长时间都没被先生发现。     

论曹操的士人情结

宦官家庭背景的影响与终其一生所具有的士人情结,构成了曹操其人的两大属性。其中,前者对于后者构成逆向推动力。认清这两种属性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曹操及其文学创作意义非凡,曹操诗歌写作、通脱思想以及建安时代对曹操其人的接受无不与此有关。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