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辨——从南朝梁吴承伯起义谈起

在中国历史上,把受宗教迷信影响的起事和暴动,往往称之为“妖贼”、“妖人”或“妖道”,这类事件不绝于书,吴承伯起义只是其中影响很小的一次,但它却被误认为受火祆教影响的一次起义。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与吴承伯起义相仿的几次暴动,以及火祆教来华的流播状况,认为吴承伯所挟之“道”,不能当作“祆道”,即波斯火教解,而应通“妖”,作“妖道”解;并认为吴承伯起义受到民间道教的影响     

清华简《系年》首章新研——兼及“国人暴动”、“共和行政”问题

本文以《国语》为参照,将清华简《系年》首章部分简文重新释文、断句,并做注解和白话译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国人暴动"、"共和"问题,认为"国人暴动"的"国人"指的是居住于镐京的平民,但废黜、流放厉王的并非"国人",而是姬姓诸侯;所谓"共和"既非周公、召公共同行政,也非"共伯和干王政",而是邵公代行王政。     

论湘南暴动

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一系列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革命武装暴动。暴动的胜利,是继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后,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以来的反动气焰。在暴动中,革命风暴遍及湖南十一个县的范围,参加起义的群众达一百多万人的规模;在暴动中,湖南五县(宜     

读先秦儒法斗争史的几点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221年),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土崩瓦解,封建制生产关系正在孕育成长。奴隶的起义和“国人”的暴动,致命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权,严重地动摇了奴隶主的统     

庄子物论的意向本质

“物论”一词出于庄子《齐物论》 ,是庄子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被许多研究者忽视了。检视郭象《庄子注》、王夫之《庄子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 ,其要义有二 :一、平齐是非 ,二、均齐万物。蒋锡昌认为 :“物”即万物 ,谓万物之理 ,“论”即言论或辩论或论说 ,谓当时各家各派的不同言论。① 闻一多认为物论犹事类。② 笔者认为 ,庄子哲学所谓物论表述的是人理解和掌握物的活动价值评价 ,是对主体生存方式的一种确证。因此 ,物论是庄子哲学的坚实支撑 ,是其元典精神的鲜明凸现 ,讨论这个问题 ,有利于敞开庄子…     

清雅:白石词之美学风度

白石之词,张炎谓“清空”“骚雅”,沈义父谓“清劲”,汪森谓“醇雅”,谭献谓“清脆”,周济谓“清刚”,孙月波谓“清超”,陈廷焯谓“清虚骚雅”,戈载谓“清气盘空”。时下又有论者谓“清雅”,并以之为别于豪放、婉约的古代词苑中之第三派。我认为,宋词不存在豪放、婉约等派。所谓豪放、婉约,大抵就词作之风格而言,如徐釚谓“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沈曾植谓“易安以婉约为主,幼安以豪放为主”,詹安泰谓白右“极意创新,力扫浮艳,运质实于清空,以健笔写柔情,自成一种风格”,均从风格立论。正因为豪放婉约乃就风格而言,故同一词人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辨伪

《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转载吴健吾等编《徐锡麟事迹》附录二所收《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一通(以下称“函件”),说者谓此系“研究起义的策略问题。这是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徐锡麟“所谓‘供’词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当然是一种权变之计,转移清政府对孙     

周代“国人”探析

从西周,春秋至战国时代,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国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集团,学术界至今异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卑者、微者、贱者”,有人却说它“以公、卿、大夫为主体”;有人主张国人的成员是“工商,即富人”,有人又指出它“以农民为最多”。为了澄清这些矛盾紊乱的观念,有必要作如下的探索和辨析。一、国人的由来国、野的划分,在周初是十分严格而慎重的。《周礼》各官职的序文都写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郑玄注:“体,犹分也;经,谓为之里数。”宋叶时在《礼经     

关于词项的两个问题

一、什么是传统逻辑或自然逻辑讲的词项? 这个问题,国内近两三年来有不同的回答。1987年10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Ⅰ》107页《词项和概念》条目中说:词项和概念是“逻辑分析的基本单元,在传统逻辑里,词项就是直言命题的主项和谓项;能作为命题的主项和谓项的都是概念”。106页《词项的种类》条目中说:“传统逻辑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可作为直言命题的主、谓项的概念的划分”。在这一条目之下,作者从四个角度出发,列出的词项类型有:“单独词项与普遍词项”、“集体词项”、“正词项与负词项”、“绝对词项与相对词项”。由上述两条目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作者的观点是:词项仅仅是能充当直言命题主项和谓项的概念。这一观点,也是逻辑界大多数人现在仍坚持的看法。     

西周晚期“国人暴动”新论

西周晚期发生的“国人暴动”、驱逐厉王 ,是个不寻常的大事。本文对其历史背景和暴动原因进行探讨 ,认为这是自穆王晚期以来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总爆发 ,也是共伯和、召公虎等王室改良派大臣利用民众愤怒情绪精心策划的结果。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近年来,教育理论界展开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意见很不统一。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其一,教育属于或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其二,教育属于或基本上属于生产力;其三,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究竟哪一种意见正确?哪一种观点真正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对此应作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就教育的本质而言,它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一、教育本质与科学的教育概念是一致的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并不是从现代开始的。历史上许多教育家,都试图揭示教育的本质。我国古代“性善论”者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荀子说:“以善先人谓之教。”许慎则认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善子使作也。”(《说文解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则宣扬“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由于时代     

“三后”释义辨正

屈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一句中“三后”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指三王,王逸《楚辞章句》说“谓禹、汤、文王也。”其二,认为指楚之贤君,王夫之《楚辞通释》说“鬻熊、熊绎、庄王也。”戴震《屈原赋注》也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经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其三,蒋骥认为“三后”谓“伯夷、禹、稷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三种解释,哪种更切合文意呢? 让我们来看看《离骚》中这段文字:“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在这段话中,诗人将尧舜和桀纣作对比。作者先是夸赞“三后”,说他们“固众芳之所     

变奏与心源——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

“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变化在作品风貌上的体现,或谓“奇险”,或谓“以文为诗”,或谓“善押强韵”,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把握了韩诗的特点,并非不中肯綮,惟较多地偏重于艺术直感,单纯循此而进,容易把韩诗之变仅仅归结为形式技巧问题。一部有影响的中国诗史即谓:“从杜甫诗的内容上衍出来的是白居易一群,从杜甫诗的形式上衍出来的是韩愈一群。”而另一部文学史更说:韩愈一派的诗是“形式主义     

论秋收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的湘鄂粵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已经整整过去60年了,但是,以往各种版本的大中专党史教材和中学历史课本上,以及数以百计的有关论文中,所提到的“秋收起义”的概念都是以所谓“三大起义”为“依据”来论述“秋收起义”的,其结果,党中央集体决定组织和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湘鄂粵赣四省秋收暴动的历史不见了,纵使有个别的教材或文章提了一句话,也没有肯定过湘鄂粵赣四省秋收暴动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因为这样,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集体决定组织和发动的湘鄂粵赣四省秋收暴动的原貌及其历史地位。     

“闻鹧鸪”新解

辛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山深闻鹧鸪”句,异解颇多.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释此句曰:“‘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近人邓广铭先生反驳说:“所谓‘山深闻鹧鸪’者,盖深虑自身恢复之志未必即得遂行,非谓恢复之事决行不得也。”(转引自刘逸生《宋词小札》)刘逸生先生则认为:邓先生的解释“这自然比罗大经的解释合理,但个人以为这些鹧鸪之声应该是指投降派的叫嚷。因为这更近于作者写此词时的心情。”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论苏轼与理学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一般论者多认为,这场论争不涉及政治或思想分歧,只是程苏二人因个性气     

庚辰读词札记(八则)

庚辰年学习札记八则:秦观淮海之号得之于沈约诗句;温飞卿词“小山”实指枕屏;易安词“乍暖还寒”之误;东坡《浣溪沙》词“牛衣”当为“半依”;戴复古《贺新郎》词中丰真州为丰有俊;王鹏运所欲得之《樵歌》,非独谓朱希真词;词于明用、暗用典故之外,尚有明用前句而实用后句例。     

邓析“两可之说”的辩证法思想

邓析(公元前546年——公元前501年),春秋后期郑国人,与子产,孔子同时。他的身世不详,一说他当过郑大夫,是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的革新派人物。曾著《竹刑》,后人都认为他是法家的先行者。今传《邓析子》一书,除个别观点可能属于邓析的外,就全体而言,都属西汉人杂凑而成。 西汉刘歆在编次《邓析子》一书时说:“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什么叫做“两可之说”、“无穷之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