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的理性化:表现、机制及后果1——基于湖南Z村的调查

家庭关系的理性化是当前农民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动方向。以湖南Z村农民家庭生活的经验调查为基础发现,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代际关系的交换性、兄弟关系的原子化和夫妻关系的工具化,从本质上体现了家庭生活去伦理化的趋势。市场经济兴起后,工具理性在家庭生活领域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动。这些变化事关中国农民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之变,应成为当前农村研究的重要领域。     

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皖北李圩村调查

皖北李圩村分家、赡养和家庭关系的经验材料表明,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赤裸裸,孝道日益衰落,同时,年轻一代的兄弟关系也越来越离散。这体现了当前农民家庭关系的日益理性化,家庭和村庄生活的日益功利化而缺乏长远预期,这些仅仅从权利义务、公德等角度去理解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当放到农民价值观变迁和价值世界倒塌的宏大背景下,才能做到正确理解。     

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

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运行状态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征在代际关系的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行为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分家：权威，血缘和利益的博弈——以湖南省M村为例

分家析产是农户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农民分家节奏加快的深层原因是家长权威的弱化与年轻人经济能力的增强.分家之后的家庭关系从纵向看新家庭的宗祧继承观念正在减弱,从横向看新家庭与母家庭合作性更强,大家庭的关系更和睦,从总体上看新家庭与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取决于他们之间经济关联度的强弱.变化表明:农民正在超越家族一体的血缘观,趋向于在货币利益的导向下进行行为选择,其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正日益提高.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小说的伦理意识

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通过人物的生活片段与内心思绪等平淡的描写,引导读者进行深层的伦理思考.其创作本质在于用文学反映整个时代的伦理风貌.在多篇短篇小说中,厄普代克将主人公置于相应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通过人物的伦理选择与相应的结局表现他的伦理意识;借助家庭关系组成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探讨家庭伦理,延续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通过描写主人公在异国的言行举止,阐释了人道主义伦理观,即婚姻理性化、种族平等化,乃至政治民主化的伦理意识;利用琐碎的生活细节,回应当下的生态困境,体现其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从城镇农民家庭的邻里关系论城镇社区整合

农民流动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已是不争之事实。当前 ,由于城市对移民的限制还很强 ,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城镇便成为农民“离土又离乡”的乐土。进入城镇之后 ,农民家庭必然与居所周围的邻里发生互动 ,这种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取决于农民家庭与城镇邻里之间的关系基础 ;同时 ,又对城镇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随着“小城镇道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必然进入城镇 ,从而使得城镇社区规模不断增大。处理好农民家庭与城镇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 ,对于加强城镇社区整合已日臻重要     

农民家庭创业环境、创业活动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

农民创业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从农民家庭创业的角度,剖析了农民家庭创业环境、创业活动与创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创业主要以农民家庭团队创业为主;外部环境和家庭环境对农民家庭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农民家庭创业环境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性的间接影响;农民家庭创业活动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性的直接正向影响.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浅论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之“悖论“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然而当前农村居民消费并不随收入增加而增加 ,有时甚至呈下降趋势。这显然与经济学基本原理相悖。根据弗里德曼模型和农村居民生活实际的分析可知 ,当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农民的持久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 ,以及农民的消费行为日益理性化 ,风险预期增强     

论英国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道路

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后期,英国农民家庭手工业逐渐与商业资本结合卷入了社会化商品生产,它的进一步发展是与农业经营的完全分离,导致了生产者与土地关系的脱离,形成了英国     

农村人口分化过程中土地经营的实证分析——以河北定州彭家庄村为例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在分化变动,以一个有代表性的以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主的人口分化状态下的村庄--定州彭家庄村为例,对该村庄土地经营管理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当前北方农村土地的经营管理处于半机械化水平,普遍存在着土地流转和土地劳动雇佣的情况,新旧两代农民对土地的认识也存有差异,土地仅仅起到了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土地的经营方式呈现出粗放型的特征.针对此种情况,建议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的适度流转,实行农村土地大众合作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农村文化是影响农民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时期,村落家族文化熏染下的农民通过家族集体行动和邻里互助来实现合作;在再分配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灌输下的农民主要在生产领域开展国家主导的集体合作;进入转型时期,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经济话语渗透下的农民却陷入了合作难的困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     

理性与理性化之间的迷思和张力——对马克斯·韦伯“理性化“概念的解读

本文认为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文章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并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理性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论农民理性化的表现与原因——以河南省汝南县宋庄村的调查为例

最近10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其核心是农民的理性化，包括农村人际关系、农民人生目标、人生态度及农村权威的快速理性化。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在于中国特点的现代化路径。农民快速理性化不仅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基础，而且改变了传统伦理的基础。     

中国农民家庭现代化的“谱系式”转型及其实践

传统到现代是重要的历史发展轴线，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深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差异化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基础等型塑了差异化家庭实践样态，是研究家庭转型的重要土壤。深入到家庭转型实践之中，可以发现，当前农民家庭多种样态并存，形成复杂的家庭实践。本文构建“传统-现代”模型，以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伦理基础作为基本维度，将家庭分为强禀赋-伦理型、弱禀赋-伦理型、弱禀赋-情感型、强禀赋-情感型四种类型，形成父代权威型、父代挤压型、生活情感型、互动合作型四种转型期家庭样态。研究发现，农民家庭转型并非单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家庭资源禀赋强度与文化伦理转型程度的综合产物，进而导致当前农民家庭呈连续的“谱系式”现代化转型样态。     

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当前中国基本制度设置中,一方面农民既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也可以选择进城安居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以备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退回农村.正是因为进城失败有退路,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城,国家也不担心因为经济周期造成进城农民失业所引发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中国因此有了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之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要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保底,要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要防止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实践中已经普遍蔓延开来的激进的乡村振兴解读,倡导积极稳健的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