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之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均为现代西方思想巨匠，前者曾以振聋发聩的《西方的没落》轰动欧美社会，后者则因洋洋大观的《历史研究》饮誉西方学界。两者虽同为现代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之代表人物，但其思想观点却同中有异，有时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之比较

汤因比从斯宾格勒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在历史研究单位和世界历史体系、历史研究的方法、欧洲中心论等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汤因比也进行了发展,例如文明的起源及其原因、西方文明的前途、文明间的关系等问题上,汤因比论述较斯宾格勒要全面和系统。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文化形态学说异同论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同异相杂。相同点:主张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化;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种文化是平行的、等价的;把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宗教史观;提倡和运用比较方法;受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发扬文化史和文化学的传统。不同点:对文明或文化的内涵及文化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关于文明的兴衰的原因及模式的认识不同;悲观主义与悲观之中的乐观的区别;对于人在历史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同;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同。     

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

本文重在阐述20世纪上半叶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并试图从他们的思想发展中梳理思辨历史哲学的系统化与终结的线索,反思分析历史哲学产生的必然以及思辨历史哲学产生与存在的历史原因.     

斯宾格勒的贡献与失误——重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哲学思维透视历史,提出了"文化形态史学",否定了西方以西欧为中心的所谓理性主义历史观。然而,以时间导向性和周期性来分析历史现象,则又不自觉地使其认识论沦入唯心主义的"先定论",从而使其对西方文化的命运作出了悲观、宿命的预言。     

斯宾格勒艺术观探析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这是学界对斯宾格勒身份的公认。正因此,很少有人把他看做是文艺学家、美学家,也很少有人去系统阐述其历史哲学中所蕴涵的艺术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斯宾格勒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独特的艺术思想,展现了与其历史哲学的总体研究方法与内在精神逻辑相一致的艺术观。对斯宾格勒的艺术观进行深入开掘与合理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为我们深入探讨当前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返本开新与文化自觉——从斯宾格勒与雷海宗谈起

文化自觉,就是认识到文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机体,有自己的孕育、萌芽、生长、成熟、衰落和死亡,完成一个自然生命的周期。文化多元的实质在于世界上曾经存在多个相互独立的文化,彼此无高下之分。中西文化之间,不是进步、落后,发达、不发达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有机体、不同的生命阶段及未来不同的走向。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返自我之本开自我之新。     

技术与西方世界的命运——斯宾格勒技术思想简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是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技术的第一位哲学家,是他开辟了文化学的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他从技术存在的生物学基础着手的技术本质论证,则是继卡普以来的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斯宾格勒因此被称为是技术哲学领域的历史文化主义的代表和技术的"权力意志观"的代表.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技术是人类"生活的策略"和"技术是理性活动"的技术观;得出了技术是物化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必然衰亡的悲观主义思想.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本文拟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以期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可以更好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意义

北京大学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梁漱溟与中国讲学传统

在国人尊西学若圣经,弃中学如毒液的"五四时期",梁漱溟"逆历史潮流而动",致力于"纵向接续"中国古已有之的讲学传统以"匡冀夫学校之不逮",复活彷徨、颓废的青年,拯救凋敝、衰败的中国。乃源自其对"旁采泰西"的教育模式由于"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水土不服而融合了东西方知识与情意教育各执一失之弊端的批判意识、深刻的精神炼狱式的生命体验及其对于东西文化路向的独特理解。梁漱溟一生的教育实践,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倡导的"再创讲学之风"。因此,讲学是理解梁漱溟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关键所在。     

文化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初探

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化研究，以当下大众化为研究对象，呈现流派纷呈的发展格局。世纪之交，中国的化研究由对异域化研究理论的介绍逐渐向纵深透视，厚重的学术论不断出现。大众化起源及早期流变的研究，使化史研究多了一个学术增长点，也使其领域进入化史研究视野，导致化史研究在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与学术观点上产生变革。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其对近代民族史学的贡在于,一是促进了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二是为后世树立了民族史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四是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民族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于汉族中心论取向及具体问题研究之空泛。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历史的文化和文化的历史：文化史研究的两种理路

对文化及其本质的理解应用到文化史研究时,往往导致两种理论和研究误区,一是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归入文化范畴,形成了包罗万象、无所不涉的大文化史观,造成研究对象的极端泛化;二是难免陷入用人来解释文化、用文化来解释人的循环怪圈,易于形成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针对这两种误区给文化史造成的困境,本文提出文化史的研究应该沿着两种理路拓展和深化:"历史的文化"和"文化的历史"."历史的文化",即研究在历史的流程中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性,包括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若干稳定的观念形态是如何生成、嬗变、整合、积淀、定型的,从而探寻民族的心路历程,揭示民族文化的历史个性和特质."文化的历史"即以文化为切入点,揭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是怎样互相渗透、彼此推引的真相.这两种理路的文化史研究都要求弱化狭隘的学科意识,增强开放的问题意识.     

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要义》中,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结合。这一取向实际上仍未逃出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窠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失败的命运。然而，他在面对现代化时表现出的注重融合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思路以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努力，在今后仍有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