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中董事注意义务之判断标准探析

董事注意义务的确立代表着股东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成为约束董事懈怠和不当行为的重要制度.英美判例法中的抽象判断标准与董事的一项项具体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大陆法系则以主客观相结合标准来判断董事的注意是否达到了合理的程度.结合我国<公司法>实践,董事注意义务制度的构建应循抽象的主客观标准与具体的行为标准相结合的复合路径进行改造.     

过失犯罪中注意能力的判断标准及业务过失的判断基点

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中关于过失犯罪注意能力判断标准的四种学说进行评析 ,提出对普通过失和业务过失注意能力的判断应当分别采用不同的标准 ,即普通过失注意能力的判断采用个人标准 ,业务过失注意能力的判断采用平均人标准。同时论述了判断业务过失的基点应当着眼于业务行为本身而非业务人员的身份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属性

国际商事仲裁应当具有一国国籍,仲裁裁决的国籍标志着其法律效力的来源并将仲裁地作为判断仲裁裁决的籍属标准。但理论界对国籍是否应当成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必备属性仍有争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仲裁国际化的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立法上缺失仲裁地的法律概念,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认定标准混乱,以及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进行仲裁裁决的国籍难以认定等问题,这将不利于法院对仲裁司法审查以及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国应尽快通过修改《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明确仲裁地概念,从而解决此类问题。     

经济全球化下外资的界定标准--以外资投资性公司为例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入世后,将有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随着外资投资性公司的大量出现,传统的以国籍界定外资的标准受到挑战。应将“资本控制说”作为界定外资的标准之一。     

关于确立“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思考

"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中公司法上特有的法律制度,对有效规制"假外资"、"假合资"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荷兰、日本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表明"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为公司国籍判断标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及价值取向等。我国要在现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外经验,结合实际,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高管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构造:外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在各个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公司高管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历来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国,该问题尤为突出,其原因为:一方面,立法不尽完备,存在规范缺失问题;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尚未总结出一套明确的判断标准,无法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提供统一的司法指导.在此问题上,国外典型国家已在制度与实践中表现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在立法上,将客观标准作为公司高管法定的一般判断标准,同时辅之以特殊约定作为补充,并扩大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公司法中勤勉义务的内容进行细化、补充,并引入“正常经营行为”标准.     

期待可能性的判断问题探析

刑法学上讨论的期待可能性,通常是指狭义的期待可能性,即重点关注行为人行为当时客观外在情况的异常程度。其判断标准问题在学界素来有争议,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学说,各学说皆有利弊,通常以行为人标准说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适用的主要标准。期待可能性弱化和缺失的情形有多种,只有准确把握判断标准,才能正确分析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的程度。在司法适用时,对期待可能性程度的判断,影响着对行为人违反刑事规范行为的定罪量刑的确定。     

国际投资领域法人外交保护的特别问题

在国际投资领域,由于法人国籍国和法人的股东国籍国往往不是同一个国家,因此,法人的外交保护问题一般来说更为复杂.考虑到外交保护中公司国籍的确定标准和公司的持续国籍等问题,结合典型案例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对股东的保护主要由公司国籍国行使,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由股东国籍国行使.     

论过错的客观判断标准

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本归责原则。如何判断行为人有没有过错,有主观判断标准、客观判断标准和折中的判断标准三种主张。客观判断标准使过错的判断更加明确具体,适用方便简洁,符合《侵权责任法》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的立法目的,促使行为人更加谨慎地行为。因此,客观判断标准应该成为我国《侵权责任法》适用中判断行为有无过错的主要标准。     

论华侨国籍问题

国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华侨国籍问题关系到华侨属于哪国公民及有什么权利义务等问题。它的产生和变化可分为远古至18世纪末叶、19世纪初至1945年及战后至今三个时期。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历届中国政府对华侨国籍采取不同政策。如今绝大多数华侨已归化为当地公民,这主要是由于保留中国籍影响他们的居留、经济活动、就业、教育及参政等问题。华侨归化后使华侨社会的政治、文教及观念等发生重大变化。华侨选择当地国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华侨社会终将成为历史。     

公司构成理论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经历了从"股东至上主义"向"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过程.股东至上主义过于强调股东权利和公司的资合性,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却忽视了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特性.应从公司的基本构成即公司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产物,来认识公司的真正主人--股东和雇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司的治理结构.     

香港居民国籍问题探讨

香港居民的国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它由于下述两方面的情况而增加了复杂性:一方面是居民组成的状况比较复杂,从血统来看,有华裔和非华裔之分;从居留权来看,有永久性居民和非永永性居民之分;从国籍来看,有中国籍和外国籍之分。另一方面是     

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认

更加自由的“投资人主义”是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对《公司法》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所作的重大修改。但这一修改不但没有减少法律实践中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认的困难,反而有可能使实践中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争议性。公司股东、董事长、公司外第三人、公司登记机关、人民法院在公司法定代表人确立中的地位、依据的认识分歧仍会相当严重。本文认为,在确认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过分强调“投资人主义”、“公章主义”、“负责人主义”的“一本主义”均有悖于我国关于公司规定的立法精神。     

防卫紧迫性判断标准的刑法教义学诠释

围绕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域外刑法理论长期存在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虽然有客观主观说、区分说等观点,但事后判断标准说牢固地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基本准则。事后判断标准说并不完美,相反,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偏差日益严重,该说难辞其咎。鉴于此,有必要从判断时间、判断对象、判断立场等层面重新检视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坚持以行为时的全部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一般人判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不法侵害是否正在发生或迫在眉睫。     

美国经营判断规则在公司收购中的适用--兼论对我国目标公司董事注意义务之启迪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处于一个跌宕起伏的特殊时期，此时要求目标公司董事在决策时更应当遵守注意义务，以谨慎之心履行自己的职能，为公司最大利益行事；而目标公司与董事之间存在的天然利益分歧，却使董事注意义务的评判变得错综复杂，给法院的事后审查带来了不便。源于美国司法判例产生的经营判断规则，在公司收购案件审理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经过不断的完善与修正，成了对目标公司董事行为进行甄别的重要规则。     

小议我国的公司登记制度

本文从公司设立原则、公司登记性质、公司登记审查方式以及公司登记公示主义四个方面 ,剖析了我国公司登记制度中存在的主要缺陷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建议     

评《华侨国籍问题与中国国籍立法》

暨南大学刘华副教授的学术著作《华侨国籍问题与中国国籍立法》在 2003年度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出版了。该书的出版为华侨问题研究及我国涉侨法律法规、尤其是国籍法的研究乃至修改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背景资料。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日趋重视, 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 较之 80年代都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 国家对此问题空前重视, 2002年, 中国社科院正式成立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随即又有《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12卷全部出版问世。该书作者自 1987年即开始涉足华…     

论违法性认识的判断标准

把违法性认识解释为是违反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意识较为合适.德日学者所主张的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判断标准中,良心紧张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行为人内在的主观因素,这非但在当前没有可行的检验手段,在理论上也是存在有不妥的地方,故受到了批判.而回避可能性的标准,没有注意到行为人的主现状态,所以也有进一步兵体化的必要.我国刑法违法性认识的判断应以普通人的认知为标准,并与行为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谈古汉语复音词的判断标准

判断复音词,主要就是如何鉴别古汉语中一个双音形式是词还是词组的问题。复音词包括单纯词与合成词,其中单纯词和合成词中的派生词都比较容易辨别,真正困难的是区分其他双音节的合成词。判断古汉语复音词应从意义标准、语法标准、修辞手段、出现频率、后世沿用情况等五方面来综合考虑。     

公司设立制度研究

公司设立是公司企业维持的基本前提,在公司法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寻求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各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公司设立的制定法根据。我国公司法也应当统一公司设立的制定法根据,确定公司设立方面的准则主义,并且赋予公司瑕疵设立以完全有效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