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花雅之争

花雅之争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艺现象。花雅之争涉及花、雅两部。雅部之“雅”,具体体现为文雅、雅致与典雅,其总体的审美精神是与素朴美相对的华丽美。花雅之争花部最终取胜,原因既在于其对戏曲通俗性本质的张扬和表演性、娱乐性特征的强调与实践,更在于其审美精神的返朴归真和美学风格的素朴本色。花部戏曲的审美精神和美学风格在创作以及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显著,文人作家唐英对花部戏曲的改造,花部作品通俗浅近的语言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

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以作者身份为区分标准,中国现代雅俗文学则应以文化标准加以辨别。从文化人性的角度看,20世纪的雅文学表现更多的是社会人性,俗文学更多的则是自然人性。因此,雅俗之别在于人性,即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如何。虽然20世纪雅俗文学有明显的区别,但总的趋势是互为渗透和走向合流。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明末农民起义与梆子戏的传播

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伴随战争流动而来的演剧活动,本身也是艺术共同体的大迁徙,一次地方戏曲声腔间的传播、更新与再融合.史料发掘表明,不仅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中存在大量的戏曲演出活动,而且从其间的士兵籍贯构成、演出剧目内容等要素可以推知,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中演出的正是产生于西北地区的梆子腔.他们的演剧活动,客观上带动了地方戏曲声腔的传播,为清代花部戏曲的繁荣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也给中华戏曲艺术的生态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     

文艺中雅与俗的价值区分及精神定位

在文艺中,雅与俗的价值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区分雅俗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雅的价值在于它实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俗的价值在于它实现的是对人的日常关怀.雅俗审美是人的精神需要,应该兼顾,不宜偏废.值得注意的是,俗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出现负面倾向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人们应该注意区分俗中的具体品位,自觉抵制文艺中低俗、庸俗、鄙俗等不良的审美元素.     

《文心雕龙·乐府》发微——浅论刘勰作《乐府》篇之原因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自云作效仿刘向“诗与歌别”,而考究其分类依据与文本内容,刘勰与刘向又有所不同。纪昀认为刘勰做此篇的目的是“务塞淫滥”,强调了刘勰对于乐府审美的“雅正”要求。笔者认为,刘勰作《乐府》之根本在于“文心”而非“乐心”,他将乐与文做出区分,令诗得以从政教功能中抽离出来从而实现自觉,而乐府则能够继续承载礼教的功用。     

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意识

权力意识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马氏的权力意识产生于意大利面临的危难之中,其目的在于依靠强大的君权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强盛。他认为君主权力的社会基础是人民,权力的核心是军队和法律,权力的运用之道在于辩证地巧妙地处理善与恶的关系,并相机而行。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意识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     

概念的确定性和变动性

人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必须借助概念来进行。运用概念才能作出判断,然后才能进行推理,进而建立完整的思想体系。通过概念,人的一切认识成果才得以概括起来,把它固定在一定的主观形式之中。所以,概念不仅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是组成思维的细胞,同时也是思维的总结。概念(范畴)是人类重要的思维形式。但它决不是空洞抽象的单纯形式,而是具有极丰富的客观内容的形式。列宁曾经说过:“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     

板腔体的形成与戏曲声腔演化的特征

从戏曲声腔的演变史来看,中国古代戏曲的两种主要形式曲牌体戏曲和板腔体戏曲,其整体趋势是由曲牌体向板腔体演化的。一、结构体式上,长短句的曲牌体戏曲吸收齐言句法逐渐形成板腔体戏曲,在这个过程中诗赞体的说唱起到了中介和催化剂的作用;二、板式节奏上,经历了由曲牌变化到节奏变化的演变,板腔体依靠节奏的变化以构成曲调的多样性,从而更好地表达了复杂的戏剧情绪;三、腔调唱法上,由宋元时最初的唱较为固定的曲牌,发展到明代昆腔里的唱腔句,再到板腔体戏曲唱上下句的基本腔,板腔体戏曲以节奏变化作为发展曲调的原则和音乐戏剧化的基本表现手法得以最后确立和完成。在声腔演化过程中,曲牌体戏曲本身已经蕴含着向板腔体戏曲演化的若干因素,这些因素可概括为曲牌体的板腔化,曲牌的板腔化意味着曲牌的解体、曲牌个性的丧失和共性的增强,是板腔体戏曲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之一。     

马基雅维利的著述动机探讨

关于马基雅维利著述的动机历来都存在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著述是为了向现任的或未来的君主提供咨询,希望他们将祖国从遭受外族侵害和内部纷争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还有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目的在于传授邪恶.笔者根据马基雅维利在“统治的建立与发展”、“宗教”、“命运”和“新型君主”这些话题上展开的讨论渐次地进入其中观察、讲评,认为他的目的是引入他为世人制定的新的方式与制度.     

乾嘉时期戏曲评点理论发覆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由理学迈向朴学之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戏曲评点理论发生转变的关键期.清代戏曲评点在清初顺、康年间达到鼎盛,乾隆以后又迅速走向衰落.较清初而言,乾嘉时期的初戏曲评点在延续中有变化,主要表现在:戏曲叙事结构理论的延续与变异、形式批评的崇尚和反剧场化的艺术追求.这是时代思潮规训和文人戏曲评点家忽视戏曲综合性艺术的"类"特征二者合力的结果,标志着古典戏曲评点日渐走向衰亡.     

诗、词、曲之分途

诗词曲三者皆由歌唱而来,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形式、风格、意境方面的差异,归其原因,形成的时代先后有别,随风气转换、口语转型、曲调变化而发生变迁。汉唐文人佑作歌词通常采取齐言形式．是为诗。晚唐文人照民间曲子倚声填词,是为词。宋金诗人在据曲填词时模仿民间情趣与格调,写出浅俗直白、风格诙谐的词,是为曲。诗庄,词媚,曲俗;诗含蓄,词委婉,曲率直;诗真诚,词动情,曲调侃。从诗到词到曲,日益从对外在物象的描绘过渡到对人类社会的关切,从对自然的关注过渡到对人世的倾注,从对客观世界美感的把握过渡到对日常生活的感受。     

黄周星生平史料的新发现

黄周星是清初重要戏曲家之一,关于他的传记资料不少,但陈轼《道山堂集》中的《黄九烟传》似未见治戏曲史者征引。该传对黄周星明亡后供职于南明隆武朝的仕历与死因的记述,或为他人所未及,或不同于流行的说法,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民俗学田野作业范式与二月河历史小说戏曲母题

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文化母题,有着丰富的民俗内容。二月河对于相关题材的反映,使用了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正是这种视角的存在,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民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二月河对于田野作业原理的自觉实践,不论是对文艺学叙事理论的丰富还是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体系的完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1872年--晚清小说的开端

晚清小说的起始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意见.现以1840年至1871年的小说为参照物,以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发表的小说<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乃苏国奇闻>和我国第一本文艺性杂志<瀛寰琐纪>发表的理论文章<〈昕夕门#谈〉小叙>、小说<昕夕门月*#谈>为依据,从小说的观念、内容、题材、体裁、出版形式的变化,论证晚清小说应以1872年为起始时间.介绍八种论述晚清小说起始观点的著作以供讨论.     

我们都是市民导演——冯小刚与李渔比较论

清初戏曲导演李渔和当代电影导演冯小刚，两人既是剧作家，又是导演。观众决定论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宗旨，并且他们都以喜剧为创作体裁，在创作技巧上兼具新奇性与市民性，此外，两人创作模式也相似：编导合一。     

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国外债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学术界已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过探讨,但从外债交的角度来考察官的论著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利用新资料,对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为抗击日本侵略和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举借的外债进行考察,并进而探讨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

集句诗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种杂体诗,是盛行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诗学游戏。然而这种诗学游戏在明清时代,却大量越界进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创作。这种现象曾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但从整个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集句诗与戏曲的全面融合,提升了戏曲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位,标志着民间戏曲迈向雅化、案头化的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元明玉萧女故事演变分析

玉箫、韦皋两世姻缘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时已广泛流传,多种笔记小说中有记载。随着故事的流传,许多剧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明传奇《韦凤翔古玉环记》、《玉环记》、《鹦鹉洲》,清传奇《玉环缘》、《玉指环》等戏曲作品。元明间的戏曲作品中,玉箫、韦皋形象不断演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启蒙大众与清末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

大众启蒙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交织是清末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知识阶层在日趋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文化觉醒,促成了清末大众启蒙运动的兴起。在这个知识由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新式传媒与藏书楼、阅报社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艺形式既是开启民智的手段,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为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和近代转型开启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