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状态常常是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引起的。因此,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均对“夷夏”民族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状况与需求作出了相应的论述,由此汇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夷夏论”史。本文着重从西周“封建”设“要服”、“荒服”;孔孟时代“尊王攘夷”和“夷夏观”;江统《徙戎论》;宋人石介《中国论》;近代社会“体用”论争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等几方面入手,对这一富于政治意义与学术价值的重大问题作系统性研究,这不仅对理解民族关系理论演变是十分必要的,抑或可以说对理解和处理当代民族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     

“少数民族”一词在我国何时出现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他民族的人口所占比例很小,所以,在我国习惯上就把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那么,“少数民族”一词在我国何时出现?我党历史上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如何?众所周知,“民族”一词在我国被广泛使用已有不短的历史。至少可以说19世纪后半期开始引进、使用“民族”一词了,同时出现了与“民族”一词有关的新概念,如民族运动、民族自     

羁縻制与土司制名异质同论略

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在商代以前,人们尚无清晰的民族意识;西周时,虽然有了蛮、夷、戎、狄和华夏等不同族称。但并非严格,而且蛮、夷、戎、狄这些称谓亦无贬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尊王攘夷成为霸业旗号以后,华夷才有了主从尊卑之别,甚而把周边非同华夏的民族视为禽兽豺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尊王攘夷的代表人物管子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日(目匿),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我国在先秦时期便逐步形成了五服制与九州制的地理概念。所谓九州制即是以华夏为主干的统一后在华夏地区设置郡县的蓝图,而五服制则为实现统一设计了一个处     

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

在讨论民族概念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汉文“民族”一词的涵义是什么?何时出现于中国?应用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期,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对汉文“民族”一词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和使用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为了求得指教和提供一点参考,我们把汉文“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分为“开始使用”和“开始普遍使用”两个时期分述于下。     

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兼析乾嘉苗民起义的原因

清康熙、雍正年间,包括湘西在内的原湖广的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六十余年后,湘黔苗民以湘西永绥(今花垣县)、乾州(今吉首市)、凤凰三厅和贵州松桃厅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乾嘉起义。湘西苗区的“改土归流”情况如何?它对湘西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乾嘉起义与“改土归流”有什么联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关于“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再认识

在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中,关于“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的内容比较含糊,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什么是“民族问题”?在民族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修订本)一书第50页上写道:“民族问题,概括地说来,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它可以表现     

徐淮开拓有淮夷

淮夷是我国古代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族群。先秦时期,他们生息繁衍在今江苏、安徽、山东毗邻的徐淮地区。淮夷在这一地区的开拓活动,为缔造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甲骨文、金文和古代典籍中,对淮夷有不同称呼。如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九夷”,甲骨卜辞中的“尸(夷)”、“佳夷”,《逸周书·作雒篇》所说的“熊盈族”,以及《吕氏春秋·察微篇》的“东夷八国”等等。后来,他们才被称为徐戎、淮夷、南淮夷或南夷。一些史学家认为,徐是淮夷的一部分。徐国的政治中心在今江苏泗洪(或说在今安徽泗县)一带,是淮夷族群中力量最强的一支,曾率九夷伐周,深入到黄河以西之地,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周穆王命楚伐徐,才使西周的统治拓展到徐淮地区,而一部分徐人则被迫迁徙到今江西中     

回族的清真寺及其制度

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之间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已是众所周知的。清真寺是穆斯林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于是在中国就有了“哪里有回民、哪里就有清真寺”的说法?本文就回民清真寺及其制度作一概述。 一 清真寺又称“礼拜寺”,阿拉伯语称为“麦斯吉德”(意为礼拜安拉的场所),也有把它称为“白屯拉”的,意为“安拉的宅弟”。在我国,唐代人把它称为“礼堂”,如杜环在其《经行记》中讲,大食“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     

第五讲: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哪些内容?

不同民族的青年朋友经常在一起学习、劳动和生活,要想用自己的行动,促进各民族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就必须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那末,我国都有哪些民族政策呢?下面我向大家作个简单的介绍。 (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我国的宪法中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在我国,民族不论大小,不论社会发展先进还是落后,在一切权利上都完全是平等的,不允许任何民族有任何的     

西戎沿革及吐蕃后裔习俗考略

历史上今青海省化隆县为"戎"或"西戎"的核心居住区,也是"河湟"地区的组成部分。我国西部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在此相互交往、征战、交融,使史称"戎"的民族已不复存在,但"戎"这个部族名称和地名得以保留下来,一直延续至今。唐朝开元年间,吐蕃占领"戎"地,并在此置守捉使。吐蕃王朝覆灭后,其后裔逐渐由兵演变为民,但他们一直保持着祖先的服饰和尚武习俗,保留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射箭等传统活动。     

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一)

本文主要介绍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以前甘肃地区的民族。计有黄帝、周、赢秦、大戎、氏、羌、大夏、月氏、义渠、乌氏等族。其中有发源于甘肃者,有发源并长期活动于甘肃者,还有一度活动于甘肃者。它们很早就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政权发生联系,并相互斗争,在斗争中融合,成为华夏族的一分子。     

值得深思的对话

“×××,不能代表我们民族。”“为什么?”“因为他是居住在平坝上的。那个地方是与汉族杂居的。”“平坝地区交通方便,又与汉族杂居,不是比较先进吗?”“是先进一些。可他们的血统不纯正,保留的民族传统不多,没有代表性。”“×××不是说一口流利的本民族语言吗?他也懂本民族的习惯呀。他是你们民族的成员这总没问题吧?”     

“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本文认为，斯大林关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简称“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在理论上极为模糊，要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非常困难；在实践中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者用“共同文化“代替“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心理素质”标准已经名存实亡；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心理学界的学者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至今仍然得不出切实可信的结论。因此，“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今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必须根据我国民族的实际，由我国的民族学家研究确定新的识别标准。     

关于人们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思考

一、两个不同的概念 多年来,在我国民族研究中,对“人们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颇多混乱。一般说来,大家公认,民族共同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但对其外延的解释不尽一致,比如一些学者就持“广义”“狭义”民族之说。“人们共同体”又是什么呢?并不罕     

关于зтнография和зтнология的译法问题

苏联科学院院士Ю·В·勃罗姆列伊在其《民族与民族学》一书中,指出了研究世界民族的两个学科的名称: 和 ,我把这两个科学术语分别译为“民族学”和“民族研究”。(见《民族与民族学》中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8页)这种译法对不对呢?现在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词都可译作“民族学”,这是目前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译法。然而,在这里则不能译成同一个名称,不能都译成“民族学”。这是因为作者指的是两个学科,而且两个术语是连用的,即“ . ”。(见《民族与民族学》俄文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第178页)如果把它们都译作同一名称,就会象众所周知的“从‘民族’到‘民族’”那样,出现“‘民族学’和‘民族学’”     

试说湖南先秦文化与西瓯的关系

湖南的先秦文化及民族,很多专家学者据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论证为“越文化”,属越民族。越民族是我国古代三大民族之一,分布于东南、西南广大地区,支系甚多,有“句吴”、“于越”“杨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和“骆越”等等。湖南先秦文化究竟属于越民族的哪一支系呢?笔者就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认为其与百越中的“西瓯”关系较为密切,应属西瓯一系。以下试从两个方面谈点看法。     

“仲家人”是哪个民族?

辽宁省桓仁县民委李永勋同志来信问:“仲家人”指的是现在的哪个民族?它的沿革情况如何了答:“仲家人”指的是我国现在的少数民族布依族。“仲家人”又称“仲家”“仲家苗”,与我国的壮、侗、傣等少数民族同源于古越人中的西瓯和骆越(即西部越人)。魏晋南     

浅析民族地区控制人口的困境与出路

<正> 国务院把去年四月十四日定为我国“11亿人口日”,这给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问题的警钟。那么,民族地区控制人口的困境在哪里?出路何在?本文论就这个问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与其他汉族地区一样。通过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人口形势比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更为严峻。其困境令人担忧。困境之一:“两种生产”严重失调。透视民族地区人口与耕地、粮食、森林等比例变     

魏绛和戎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本文对“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成说加以补足──第三种大事即为“民族融合”。文章认为，魏绛和戎是其典型事例之一，它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民族史的进程：汉族主动和戎包括汉高祖、唐太宗等；少数民族的主动融合，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魏绛和戎事件的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值得肯定。     

族群理论的流变及其与民族理论的关系

人类学(Anthropology)/民族学(Ethnology)传统上的核心概念是“文化(culture)”,其学术传统与我国1949年以来的以“民族”为核心概念的“民族研究”有较大的区别。人类学中的族群理论(theories of Ethnicity)虽非人类学传统的、核心的研究领域,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与我国的民族理论有互相参照的意义。本文在回顾族群理论诸流派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不同流派之间承袭与补充的关系;并论述指出,西方的“族群理论”与我国的“民族理论”分别代表主位和客位两种不同的视角、分别强调主观和客观两种不同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