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观性之为人权价值的基础

人权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客观性为基础 ,否则 ,人权将不为价值。客观性的最基本要求是承认人权既包含绝对的因素 ,又包含相对的因素。对人权绝对因素认识的不足 ,会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谬误 ;对人权相对因素认识的不足 ,会导致文化沙文主义和人权专断     

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

国际人权领域的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不仅只是理论之争,也是国际政治的实践角力,它既反映在国际人权的相关文件中,也反映在保障与促进人权的相关措施之中。国际人权实践的新走向表明,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正在趋于理性的融合。一方面,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已成为各种文化的共识,实现人权与人的基本自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在人权实践过程中,融入文化特性也成为国际人权获得其文化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人权与民主关系辨析

人权与民主的关系应当在人权的实践中得到理解。民主作为权利的实体,民主与人权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关系;作为权利的筹划或运作方式,民主与人权表现为一种功能性关系。由于人权的普遍道义诉求和具体落实要求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人权实践的具体化策略十分重要地关系到民主过程。因为这个过程蕴含着人的主体性自我实现的巨大张力,并体现在人权实践诸环节之中。只有以民主的方式处置和调适这种张力,我们才可能申言现代社会的人权实践的基本规律。     

对国际人权理论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人权概念的逻辑学定义应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处境,在道义和法律准则范围内,已经和应当享有的物质和精神权益。国际人权理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就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言,我们应当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同时必须承认人权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处理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上,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以能否抑恶扬善来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及其司法制度优劣的基本尺度;对于民族权利的两种法理界定,应从对稳定国际秩序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角度,从国际法上区分民族权利中两种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对战争与人权问题的认识上,由于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不同,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战争定义为侵犯人权;虽然国际社会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争论反映出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但由于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否定主权原则就无法形成人权的国际公约和国际保护。     

全球化视野下人权与主权的新认识

本文试图探求西方关于人权与主权观念的历史发展历程 ,理解西方人权的理论逻辑 ,并反观东西方就此问题的争论焦点 ,提出西方人权与主权关系观点的局限性 ,进一步提出我们应当在批判性继承西方学说的基础上 ,建构适应全球化潮流的新的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与中国人权教育的开展

建立普遍的人权文化,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许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肩负的使命。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也具有重要的道义、法律和文化基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应当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并借助其他必要措施,促进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争论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一批卓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孟子》成为西方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乃至现代中国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三个代表"的人权质感——也说人权的普遍性

关于人权的普遍性的争论已不是有无问题,而是如何理解的问题。从"三个代表"中可以透视出对人权普遍性的特定理解。人权的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可触摸性、可反思性和一般行为主体的根本利益一致性。这种理解以一种实在的质感满足,给人们提供了人权对话的行为平台。     

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内容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一项事业。我们国家自从 90年代以来 ,政府也大力加强了人权的法律保障工作。对人权法律保障的内容规定的更加广泛 ,制度也更加完备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内容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围绕了人权法律保障的内容这一核心 ,从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利与自由及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具体内容     

对自然权利理论的三个误解

近代西方自然权利理论首次系统论证了人权,随着人权理想进入政治法律实践领域,自然权利作为一种理论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最典型的质疑有三种：在性质上,人权能摆脱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吗?在适用性上,人权能超越于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吗?在理论依据上,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能根据理性来论证吗?本文根据自然权利理论本身的思路而论证了：这些质疑存在某些曲解或误解,并没有对自然权利理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