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对立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和融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文化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哈萨克族游牧法律文化初探

哈萨克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长达三千多年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游牧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哈萨克族传统文化,既能加深对游牧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又能丰富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宝库。     

透视元杂剧中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元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象征,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因此,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也在元杂剧中留下了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的渗入对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表现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形态对儒家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以及游牧民族的主观意识对儒家传统"礼"的影响。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至今天,是多民族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透视元杂剧中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元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象征，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因此，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也在元杂剧中留下了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的渗入对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表现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形态对儒家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以及游牧民族的主观意识对儒家传统“礼”的影响。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至今天，是多民族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特质及其成因

蒙古高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历史上,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在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基础上孕育出相同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     

辽代皇家鹰猎之海东青简

我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创造了色彩斑斓的游牧文化。游牧民族的体育是游牧文化别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游牧民族的畜牧型经济和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体育——这一身体文化的表现形式,北方区域地理环境也成为铸就北方游牧民族体育豪迈、奔放的天然介质。游牧民族与其它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丰富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与其它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辽代因猎鹰海东青而亡国填充了古代体育褒贬的史篇。     

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初步认识

对岳公台一西黑沟遗址群的各类遗迹的性质、功能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石筑高台及方形和长方形的石围墙基址、石结构墓葬以及静态剪影式的岩画的组合共存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某一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试图揭示古代游牧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并对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探讨.     

传统蒙古族佩刀装饰艺术研究

本文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出发,通过对蒙古族传统刀具文化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人们对传统蒙古族配刀文化有详尽的认识和理解.从传统蒙古族佩刀的实用特点、装饰纹样出发考察了北方游牧民族佩刀的装饰艺术的外延.通过分析这些特点,知晓蒙古刀作为蒙古族民间手工艺品所要体现的文化内涵,其文化内涵延续并记载了北方游牧民族勇敢、智慧和辉煌的历史.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巨伞型”的复合结构,具有56条伞骨,撑开来荫蔽八万里,拢起来一柱擎天。它的动力系统具有中原动力和边缘活力互动的特征,没有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多元文化板块的碰撞就可能元气耗散;没有边缘活力,中原的凝聚和辐射就会在单线运动中自我停滞、僵化。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族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游牧民族滞留在中原逐渐地被汉化,这就形成了南北的“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汉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愈来愈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巴蜀是一个重要的“太极眼”。西南中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后花园,是太极推移冲击波的接纳体,有储存文化活化石的功能。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主体民族扩张和南北太极推移冲击波的作用下,携带着自身的文化行李和沿途拿来的文化成品,迁徙到大西南区域。古老的文化成品沉积下来,与百越百濮的土著风俗相调适、相融合,形成了渊源极古、形态极异的文化遗存。如彝族、白族作为村社保护神的土主崇拜依然盛行,叙述神话与民族迁徙的《苗族古歌》广泛传唱,等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有“三维推进”之功,值得我们以极大的责任感加以深度的认识和发掘。     

论新疆古代屯垦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是历史上新疆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新疆多元文化格局发展过程中,自西汉以来的屯垦,既为新疆多元文化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也为多元文化在差异中交流、整合创造了条件。屯垦的长期实施,使内地汉、锡伯等民族向新疆迁移,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因屯垦在新疆而汇聚;促进了内地农业技术向新疆的传播,游牧民族向定居农耕或农牧兼营转变,各民族生活方式产生了交融。     

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多元文化类型

秦汉时期的河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军事争夺的焦点,还是秦汉王朝经济开发的新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形成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多元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特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尚武文化、移民文化和商旅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同时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开放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秦汉文化丰富了内涵,提供了动力,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诗史互文：史传与史诗功能的侧重与互补

世界几大原生史诗的诞生都与游牧文化有直接关系。游牧民族的口传叙事文学通过相邻定居文化的书写技术得以流传,或通过殖民地扩展,把史诗的基因植入了定居文化,使史诗得以生长。汉族的史传和其他民族的史诗体式不同,但完成的文化功能相同。     

民族服饰的特点及功能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生动载体,它不仅是各民族外观上的显著标志和各民族生活习俗及审美观的体现,更是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里程碑。文章通过有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服饰艺术,对民族服饰所具有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综合分析论述,并就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进行了一些探讨。     

唐代胡汉文化交融与异域文化接受管窥

唐代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繁荣时期,不仅中原农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习惯、生产工艺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深受西北游牧文化影响,西北游牧文化也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巨大冲击下表现出强烈的汉化趋势,不同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亦在悄然进行。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唐代主流话语人群对胡文化在中原的飞速传播持明显不同的接受态度,这是异质文化交流、转换的必经之路。     

试论游牧民族生命意识的文化世界

我们在浩繁的有关文化概念之中,寻找到与上述游牧民族“生命意识”及生命文化世界贴近且吻合的定义,那就是“文化是人性的主要表征和人类所独有的生存方式,是人类赋予自己的生命行为以尊严、价值和意义,从而超越死亡的基本手段”。对一个民族生命意识进行深入研究时,文化创造问题就必然进入其生死现象学的研究视域,并通过该视域透显文化事实中的精神意义。那么,精神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生命意识及其生命文化世界呈何风貌、形态,本文试图以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及“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独特视角,来追溯并探秘古代游牧生命文化世界,并试图论证古代游牧生命文化世界。是以生命本能的两个极永恒处于悖论式组合状态而构成。这里,生本能升华出爱与建设性理念,死本能升华为恨与破坏性理念,它们之间矛盾冲突的二元组合充满悖论,这使游牧民族的生命文化创造永远伴随动荡不定的节奏。     

早期秦文化与域外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流

秦人早期的活动地域位于西汉水上游、陇山东西渭河及其支流淠河、牛头河流域,处于丝绸之路的东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接触的边缘地带,早期秦文化在诸如和田玉、冶铁术、剑、铜鳆、金器、骑马术、祭祀用马等物质方面与精神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表现出了与北方草原及域外文化的交流,方式则是通过周围或草原文化通道上的早期游牧民族为中介完成的。     

马与草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马是游牧文明的标志性核心载体之一。马的驯化,特别是马的承骑不仅造就了游牧文明,推动草原文化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也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商贸和文化交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游牧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空前加强和提升了草原文化的内聚力、外张力,出现很多彼此联系紧密、特征相近的游牧民族、游牧帝国,将亚欧草原变成游牧文明天下,对世界的民族、文化格局带来深刻变化。     

《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研究》栏目简介

关东文化是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而北方民族则指生活在上述地区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关东的河流、草原和森林孕育了北方少数民族，形成他们特有的游牧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域文化板块。在改革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今天，这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也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文化生产力。研究、挖掘、关东地域与北方民族文化蕴涵，打造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特色成为独特的学术领域。为适应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要求，     

黄帝之黄来自阿尔泰游牧文化——兼论黄帝之黑

黄帝的历史记载与文化内涵都指向了阿尔泰游牧民族和他们固有的原始萨满教。历史上也只有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着以黄为号的习俗,这种文化遗存还延伸到了整个欧亚大草原。但黄帝轩辕名的女直语含义指向了黑,尚黑也是萨满教的特征。黄帝名号中两种文化内涵的交汇重合已经锁定了他的阿尔泰游牧民族背景。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