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年谱

陬大夫名纥。字叔梁。以勇力闻诸侯。娶鲁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字伯皮。有足疾。不任继嗣。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父问曰。陬大夫祖若父为卿士。乃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喜之。虽年高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其幼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马。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野合习俗的由来

野合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奏乐于野外。《左传》定公十年:“嘉乐不野合。”杜注:“嘉乐,钟磬也。”孔疏:“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二、不合礼仪的婚配。《史记·孔子世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唐司马贞《索隐》:“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清桂馥《札朴二》:“《史记》梁     

唐宋学者有关《孔子家语》伪书理论之演成

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非今所有《家语》”是《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第二个理论来源。其实颜氏本意未必是质疑今传《孔子家语》文本的可靠性,宋代的王柏却将颜注发展为“古《家语》”|“今《家语》”文本两分的看法,并提出了王肃托名于孔安国伪造《孔子家语》说。王柏此说的根源在于批驳朱子借证于《孔子家语》校正《中庸》,从而为他提出将《中庸》分为二篇的创说扫清道路。这是《孔子家语》案涉及到的第二个学术公案。     

“野合”小释

<正> 《史记·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历代经学家感到颇为费解,故众说纷纭,有“野合”谓不合礼仪之说(见该文注释《索隐》条),有男子婚过六十四皆为“野合”之说(见该文注释《正义》条),今人又有“野合”为强奸之说等等。其实,“野合”在孔子时代的意义就是野外结合、配合。《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会盟于祝其,齐侯将宴享鲁公,孔子为相,辞谢说:“嘉乐不野台……饷而既具,是弃礼也”。“嘉乐”,晋杜预注为“钟磬也”,修订本《词源》释为钟鼓之乐。唐孔颖达疏曰:“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不得违礼而行,妄作于野耳”。显然,“野合”     

孔子夫人姓氏考辨

孔子夫人姓氏考辨骆承烈孔子夫人姓什么？历来说她姓亓官（此系复姓，后世又简称亓）。多年来，许多权威性的孔子研究著作均持此说。笔者近读古籍，观文物，却有了新的认识。《史记·孔子世家》之《索隐》中记：＂按《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之女。＂《孔子家语...     

《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

通过比较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相关章题与《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家语》存在很多后人改动的痕迹,而《说苑》则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很多材料可以证明,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但《家语》的改动并非出于王肃之手,而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所为。《家语》由于脱胎于“诸子百家语”之类的“说”类材料,因此在材料来源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故而很多内容并非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实录。     

《左传》所见诸侯婚姻中同姓婚姻的一般禁忌原则

一同姓讳娶是《左传》所见诸侯婚姻的一般禁忌原则。讳娶的原因主要是鉴于同姓婚姻所造成的生殖缺陷而言,故《左传》又有“男女同姓,其生不善”①的训诫。从《左传》所见诸侯婚姻的有关情况看,这种训诫对制约同姓诸侯之间的嫁娶的确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另外,从《左传》的有关记载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诸侯间之婚姻关系在聘娶的程序上虽有较为严格的礼仪限制,但同姓嫁娶甚或男女非礼乱伦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就其乱伦的构成来讲,不仅有兄妹、叔根、庶母子等山东大学“山东省出口创汇持续增长研究”课题组山东大学“山东省出口创汇持…     

孔子与“军旅之事”

<正>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至于孔子关于“军旅之事”的思想,史家或认为孔子“是文士”,“没有学过军事”(《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93页);或仅指称其为“旧的军事思想”的代表,而未及孔子军事思想的全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4—166页,第185页);而多数史家则弃之不论。为了还孔子思想以本来历史面目,正确地全面地揭示他的学说的全部内容并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则不能不对孔子的军事思想作一考查与分析。(一)孔子学过军事,教过军事,懂得军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其(孔子)先宋人也。”《世本》说:“宋湣公生弗甫何,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偪,逃奔鲁     

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黄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尊称炎帝黄帝是人文始祖,这一虔诚的信念,形成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个始祖史学界过去多作为传说看待,有人把他作为真实的人看待,有人把他作为一个族看待,也有人把他作为一个族的代表人物看待,他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族。 《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娇氏,生黄帝炎帝。”从这一句话看,炎帝黄帝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但是《帝王世纪》却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黄帝炎帝同父所生,岂能五百年以后黄帝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哪里会有这样长寿的人?《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也。”可是《史记·秦本纪》中却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曰女华。”少典生黄帝,颛顼为黄帝孙辈,女修又是颛顼的苗裔孙,可是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妹子女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把少典、黄帝、颛顼都     

乐以忘忧——孔子的人生态度

《论语·述而》记载，楚国叶地的行政长官叶公向子路探询对孔子的评价，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的这一自我评价，真实地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     

读《孔子家语》札记

《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宝贵材料,但由于长期以来该书“伪书”说的影响,人们对其价值仍然心存疑虑。其实,该书与包括《礼记》、《大戴礼记》在内的传世文献以及新出土文献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细心将《家语》与之比较,不难发现它的确应该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孔子论“正”的思想内涵及其意义价值

《论语》记载孔子论说之语精警隽永,语约意丰。孔子除了对"礼"、"乐"、"仁"、"孝"等核心内容论述较多之外,其余或因人而论,因问而答;或随情所至,有感而发。因为所论之事多关乎百代之宏远,故态度中规中矩,言辞不枝不蔓,往往一语中的,成为经典。孔子很少对某个内容作全面系统、逻辑严密的论述,然而,《论语》记载孔子论"正"的内容多达十二处,《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论"正"的内容也比较多,由此可见,"正"也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的准则,恪守"正道"是中国人的智慧选择,对保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意义重大。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

历代学者多认为孔子"出妻",儒家不重视婚姻家庭,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孔子生活实际的认识,甚至导致人们对孔子的学说产生怀疑。实际上,《礼记》、《仪礼》、《孔子家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并没有所谓孔子"出妻"之事说,所谓"孔氏三世出妻说"、"四世出妻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儒家十分重视婚姻家庭的和睦对治理社会的重要作用。     

孔子语“不患寡而患不均”新论——兼谈孔子的爱国言论

对孔子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均”,本文认为应作“协调”解,不能解释为“财富平均”或“财富分配平均”,更不能据此认为孔子主张“平均主义”。在《论语》、《史记》等典籍中,记载有许多孔子的爱国言论,尤其是他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言论,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郑声淫”与孔子说《诗》

<正> 在《诗》学史上,有一个众说纷纭、始终未得到澄清的问题,即所谓“郑声淫”。第一次明确指责“郑声”的是孔子。孔子之后,踵武而来的许多《诗经》学家从不同角度蹈厉发扬着孔子的论断。在宋代,“郑声淫”的问题变得格外严重了。朱熹以近乎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郑声”确实是“淫”,从而对孔子称誉《诗经》“思无邪”的话起了疑心。但是他不愿、不能,也不敢否定孔子的名言,于是转而对“思无邪”一语作了匠心独运的阐释,以使“思无邪”与“郑声淫”不至于矛盾到难以并存的程度。朱熹弟子王柏在“郑声淫”的问题上继承乃师见地而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删除“郑卫淫诗”的激烈主张。在现代,“郑声淫”的问题也多少困扰着一代《诗经》学者,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之古代的人们减弱了不少。笔者此文,意欲回顾这一《诗》学史上的公案,贡献一份拙见,以就正方家。     

孔子的思想特点浅析

孔子的言论大部分载入《论语》和《礼记》里。他在整理周以来的《诗》、《书》、《易》、《礼》、《乐》、《春秋》著作中,总结了古代历史并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第一,关于“自然观”。孔子对殷周以来的鬼神迷信取存疑的态度。他的主张是“以孝治人,以人道治人”。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不讲神怪,“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孔子的这一思想精髓,直接注入汉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重人     

梁红玉籍贯小考

梁红玉,南宋抗金名将,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曾记载:“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娟也。”后来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对梁的籍贯出身只字不提。直至当代,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书籍都沿袭了上述两书的说法。如蔡东藩《宋史演义》、臧励龢《中国人名大辞典》、新旧《辞海》、《辞源》以及《中文大辞典》(台湾版)等都回避了梁红玉的籍贯问题,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陷。据本人查证,梁红玉的籍贯是江苏淮安市。清乾隆年间的《山阳县志》记载。“宋,梁夫人,蕲王韩世忠妻。楚北辰坊人。初,江淮兵乱,梁流落为京口娟家女。”清同治年间的《重     

“伯”、“叔”单称始于何时

《辞源》第一册p197“伯”下列八个义项,其中:父亲的哥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多单呼伯、叔。”《辞源》第一册p452“叔”下列七个义项,其中称呼。1.父之弟,也指与父平辈,而年龄比父小的人。见“叔父”王力《汉语史稿》下册p506:“在上古时代,表示父亲的兄或弟要用‘伯父’或‘叔父’,不能单用‘伯’、‘叔’。到了中古时代,才能用‘伯’、‘叔’来代表父辈。例如:梁周兴嗣千字文:‘诸姑伯叔,犹子比儿。’”《汉语史稿》与《辞源》,引例最早为梁周兴嗣之《千字文》,而《千字文》乃字书,迫于四字一句,缩简称呼也未可知。《颜氏家训》为隋代文献,亦失之过晚。就本人所见,伯父、叔父单呼为叔、伯,于东晋、刘宋时已然。     

孔子“述而不作”新论

孔子“述而不作”新论吴定初“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此语集中体现了孔子对“述”与“作”的价值判断，也是后世论者裁量甚至批评他重述江南作的主要依据之一。不少人认为，“述而不作”的含义是“讲述”而不“创作”。如是观之，孔子看重讲述而轻视创作。笔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