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教科书①,”它展现出的魏晋风度更是千古谈资.所谓“魏晋风度”,就是士人们以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言行展示了“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在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众所周知,魏晋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直至隋统一中国这期间整个中国几乎完全处于分裂割据和混战之中,尽管期间出现过象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但很快就被八王之乱替代了.总的来说,整个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仇恨、凶杀,很多知识分子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动乱摧毁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儒、道、佛几种思想得以并存,玄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气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张九龄政治风度及清和人格

张九龄政治风度是“九龄风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负经纬之量，有谋猷之能”的政治能力、“义疾耻无勇”“输诚靡所惜”的政治行为原则、“为善在己．执一心之既定”的政治情操。张九龄的政治风度凸显出其行为总特点即清和人格，王夫之对此有精妙阐述。“九龄风度”之政治风度及清和人格，既与故乡风俗习染相关，也是唐代前期政治人物风度的典型体现，是我国政治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人格的独特体现。     

魏晋任诞风气的先声--略论汉末逸民戴良之"诞节"及其与魏晋风度之关系

汉晋之间,社会思想与文化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东汉末年的隐逸之士戴良是一位引领时代风尚的重要人物。他在孝行上强调自然、真挚的感情因素,而不拘泥于僵硬的儒家礼法制度。他待人接物,完全出于自己的好恶,对同类谦虚有加,对虚伪的礼法之徒则不以理睬,甚至表示轻视儒家圣人。戴良的言行虽多怪诞不经,但体现了其时士风变化的一个趋向,成为此后人们效仿的典范,可谓魏晋风度的先声。     

简评魏晋风度

一何谓魏晋风度?顾名思义,魏晋人的文章、言谈、举止、态度。然,魏晋风度绰约多姿,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正始名士有正始名士的风度,竹林七贤有竹林七贤的风度,到了西晋元康时期,又有西晋元康时期的风度。而其中又分别有哲学家的风度、诗人的风度,天子与朝臣的风度,等等,一言难以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试说“魏晋风度”

一汉末的仲长统,就“性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常无语,时人或谓之狂生”①。其个性和举止,已开魏晋风度之先。曹操“任侠放荡”、“为人佻易无威重”,曹丕慕通达而敢作为,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氏父子的放浪性格和反传统行为,对魏晋风度的普遍形成起了导扬作用。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建安文士,大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并受曹氏父子影响。“曹氏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指曹丕、曹植）,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②“刘桢作诗”仗气受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③,为人处世也即如此。诗文为“建…     

试析魏晋风度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影响——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

魏晋风度的展现彰显着魏晋名士的一代风流,他们或张扬,或自我,或率真,不同以往,而这种气度和情怀也影响到了魏晋时代的女性。本文试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从三个方面揭示出魏晋女性的美,无论是姿容的曼妙,言辞的雅思以及品德的高洁,抑或是情感的真率流露,无不独具风流。     

顾日影而弹琴:嵇康临终奏琴形象与魏晋风度

本文从《世说新语》所载嵇康临刑前奏《广陵散》并人琴俱亡的故事切入,通过对此则材料差异记载的爬梳比勘,指出其流传出于历史文献的主动选择,而这与嵇康临终奏《广陵散》形象负载的丰富文化象征意义相关。琴作为儒家礼乐的最佳代言,能够投射出士人对于传统礼教德操的寄托与追求,然而晋世政治纷纭背景下,嵇康临终奏琴形象既兼具仪式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同时亦构成了后人诠释魏晋风度的一个侧面,并在后代文学接受中逐渐定型与升华。清晰地认识这一形象之塑造、意义及影响,对于更好地理解嵇康的思想及为人、更深入地理解嵇康的诗文特色、丰富对于魏晋风度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

葛洪(约283年——343年)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学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的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的用人思想;并对汉末魏晋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