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始末

一八六○年八月,英法侵略军攻陷天津,北上逼近京城。九月,咸丰(奕泞)仓皇出逃热河,留下异母弟恭亲王奕诉在京主持与英法谈判定约。次年八月,咸丰病死于热河行宫。叶赫那拉氏之子,年仅五岁、未离襁褓的载淳(同治)成为嗣皇帝。肃顺等咸丰旧臣八人以“赞襄政务大臣”的身份辅政,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就在咸丰死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由英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势力——奕訢等人,与野心勃勃、朝思暮想“垂帘听政”的那拉氏勾结在一超,密谋发动了一场政变,将肃顺等咸丰旧臣一扫而光,夺得了满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在晚清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北京政变”。这次政变导致了祸国殃民的     

张荫桓与甲午中日战争谈判探微

张荫桓是近代著名外交家。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议和谈判中,张荫桓积极参与议和方针的策划,并被选派为议和大臣到日本谈判,日本方面以中国议和使臣“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文章从中日两方面剖析张荫桓赴日谈判被拒的原因。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协助李鸿章对日议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儒与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沙俄趁机派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01年1月,清政府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进行交收东三省的谈判。谈判从1月4日开始,到4月6日告一段落,历时三个月,共分三个阶段。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杨儒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沙俄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机智勇敢的斗争,使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最终没有得逞,为中国收回东三省做出了贡献。     

试论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1865年),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清末将领、显贵。他的生父毕启,曾被清政府封为四等台吉。嗣父科尔沁札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是道光帝的姐夫,1825年(道光五年),索特纳木多布斋病死后,僧格林沁就承袭了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的爵位。困僧格林沁与道光帝是甥舅至亲,得到道光帝的重用,1834年,授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翌年,命总理行营,“出入禁闱,最被恩眷”,成为道光帝最为信任的皇亲国戚。道光帝临死时,他是“顾命大臣”之一,可见其地位的显要。咸丰帝继位后,因僧格林沁和咸丰帝属表兄弟关系,又得到咸丰帝的宠信,一直让他掌握着清朝精锐部队的军权,     

从鼓吹民主到鼓吹战争--20世纪40年代孙科政治态度的演变

在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前后 ,孙科致力于和平运动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 ,孙科不顾国民党强硬派的反对 ,仍争取国民党走向民主 ;但全面内战爆发后 ,孙科一改过去“亲苏和共”的主张 ,乞求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纪泽诗文略论

曾纪泽（1839—1890），字劫刚，曾国藩长子，同治三年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四年出任中国驻英、法大臣，后又充使俄大臣，至俄与沙俄谈判，改订崇厚已订之约，收回新疆伊犁和特克萨河地区。光绪13年卸任回国。回国后，任兵部左侍郎，卒于任，谥惠敏。     

改良派与兴中会的合作谈判小议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日本与兴中会进行过一次关于两派合作的谈判,其宗旨是"联合救国",谈判持续了一年半以上,以破裂告终.改良派为何与兴中会谈判?谈判又为何破裂?解放以来,论者们一致认为,改良派与兴中会谈判,是为了夺取兴中会地盘;谈判亦因此面破裂.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戊戌政变后,清王朝更加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则加紧酝酿瓜分中国,中国前途汲汲     

论谈判民主的法治化

谈判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谈判民主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在于政治妥协与契约精神.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谈判民主常运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谈判、政府与民众的谈判、非政府间主体的谈判及国际政府间谈判等活动中,且均应受相应法律的规制.谈判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应当通过谈判本身及法律机制来解决.     

日美谈判与中国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美谈判,是日美为了缓和双方日趋尖锐的矛盾而举行的外交谈判.日美谈判对日本来说,是想利用三国同盟及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对美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对日让步,以便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中国问题和东南亚问题;对于美国说来,则想通过谈判,在中国问题上与日妥协,以牺牲中国抗战利益来满足日本部分要求,达到阻止日本南进和拆散三国同盟的目的。因此,中国问题在日美谈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运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根据当时诸“夷”的不同情况和“制夷”的实际需要,两汉政权在运用“以夷制夷”策略时方式灵活,手段多样,特点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以夷伐夷”、“联夷克夷”、“夷虏相攻”、“以夷治夷”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诸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策略水平。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文官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在逊国诸臣名誉恢复中的作用

朱棣为维护靖难合法性，诬蔑践行纲常名教典范的逊国诸臣为奸臣。出于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和维护，文官①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从一开始就不认可朝廷的做法，并通过记载逊国诸臣忠义事迹、推举逊国诸臣入祀乡贤名宦祠和疏请朝廷褒扬逊国诸臣的方式，最终促使朝廷在万历时期恢复逊国诸臣的名誉。     

租界、"洋旗报"与近代报业——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生存环境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近代报业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的近代报业是外国人以租界为阵地,利用他们的特权创办起来的,因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然而近代报刊所折射出来的巨大作用,吸引了那些有忧患意识的人士积极投身其中。为应付清政府的严酷控制,他们屡屡或在租界办报,或创办“洋旗报”。租界和“洋旗报”在近代中国成了国人就办报问题与政府展开“博弈”的手段。     

论韩愈《毛颖传》的托讽旨意与俳谐艺术

韩愈《毛颖传》并非是抒发作者有才而不能见用的感慨,或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是曲折表达了韩愈对体现在官员致仕问题上的君臣之道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韩愈与白居易、裴度等人所代表的意见存在分歧,从中折射出元和士人政治态度的分殊。《毛颖传》通过微末之物模仿庄重之举产生俳谐意趣,这一笔法与中唐以至五代某些流行的文学观念存在冲突,因此对此文的批评基本上出现于这个时期,宋代以后,韩愈的地位受到充分尊重,对此文的评价转而以肯定为主。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刘裕的忠孝观念及其驭人策略试释

宋武帝刘裕出自布衣,早年以孝谨著称,这就使其对僚属是否具有忠孝观念格外看重,而这又构成了其驭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可说这也是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忠孝观念是相暗合的。进而这也影响到刘裕“造宋”过程以及刘宋建立后的人事格局。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浅议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强调了复父母之仇与尽君臣之义的联系，将臣子讨伐弑君者与“血亲复仇”相互等同。二是明显地表达了齐人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点，从而凸显《公羊传》“齐学”的本质特色。三提出臣子可以向无道的君主复仇，对比孔、孟、荀的观点，这种复仇奇论与孟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