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安徽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分析——以芜湖、安庆、蚌埠为例

［摘要］在近代,随着西方势力的影响抵达安徽地区,安徽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发生了变化。经济动力成为近代安徽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农业时代起关键作用的政治动力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近代安徽城市的发展;新式交通因素也是近代安徽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浅析区域政治中心地位对城市现代化启动的影响——以保定为析例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使中国城市的性质、结构、功能等发生变化,封建城市开始向近代转型.区域政治中心地位在城市的现代化启动过程中发挥了推动和制约双重影响:一方面以政治军事力量聚集区域资源,为传统政治城市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封建统治的严密控制而使这些城市缺乏充足的现代化启动动力.由于现代化启动过程是城市向近代转型的起步阶段,决定了城市的总体发展方向和路径,因而,研究区域政治中心地位在这个关键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极具意义.本文以保定为例来分析这种双重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     

中国传统城市发展动力研究

唐代以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政治,唐代以后主要为工商业结合的城市经济,而生产力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对城市的推动力表现得并不直接,研究传统城市发展动力对当代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内地城市近代报刊兴起与大众传媒发展特征--以皖江城市为例

本文明确提出,中国内地城市近代报刊真正的产生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是在清末新政变革时期,而不是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报刊的兴起,大大地促进了内地城市的政治近代化.民国时期内地城市大众传媒在发展过程中,先是深受时局影响,屡遭政府干涉;以后随着国民党建立新的专制统治模式,大众传媒通过自主交流消息从而发挥政治输入和政治决策的功能基本丧失,它被确定并发挥着自上而下单向传递消息的作用.     

略论近代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变化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呈现出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本文对近代以来区域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进行探讨,以此揭示近代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艰难历程,以期对当前政府部门制定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     

一部极珍贵的近代烟台变迁史料阿美德《图说烟台通志》评介

一部极珍贵的近代烟台变迁史料阿美德《图说烟台通志》评介郭大松曹立前在当前学术界，城市史研究已随加快经济建设的主旋律而起步，不少学者围绕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外资在近代城市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笔者以为，要弄清这些问题，为今天制定城市发展...     

宜昌近代城市发展初探

通过历史资料和实物调查,对宜昌城市历史变迁到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和形态特点作了简要的概述、分析和介绍。研究宜昌近代城市发展历史及特色,无疑对保护和发展这座古城十分有益。在当前城市化进程日渐迅猛之时,在注意保护传统风貌和建筑的同时,对近代的具有特色的城市空间格局、有价值的近代建筑如何认识和保护则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被摧毁,政治权威日渐式微,宪政成为历史潮流,但对民主、平等的过度追求,使中国陷入了民主的困境,加强中央权威与建立民主政治成为思想吊诡.在近代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转换中,财政危机、渗透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发展危机等五种危机同时并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成为近代军阀政治崛起的根本原因.     

试论新式公共交通兴起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

中国的新式公共交通肇始于19世纪晚期,它是中国城市近代转型发展的产物.新式公共交通在中国兴起以后,不断嬗递变更,成为推动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衡量城市兴衰发展的重要尺度.     

近代北京、上海城乡关系比较研究

外力楔入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差异决定了近代北京、上海城乡关系的分异.从城乡人口流动的角度看,上海以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较北京具备了更强的农村人口吸纳能力,但全国农村的普遍衰败却又使两城市的人口膨胀远远超越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从城乡经济的角度看,在上海与农村通过功能分工而实现经济良性互动并建立较为紧密联系之时,北京与周围农村之间却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关联而处于松散的联系状态.但是,在同属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近代上海依靠内地广大农村的衰败促进了城市的畸形繁荣,而北京却陷入城市与农村双重停滞、衰败的境地.     

近代成都城市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水平较高,曾是四川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进入近代以后,成都城市发展相比于沿海沿江城市明显缓慢下来,成为近代中国比较典型的发展滞后型城市.近代成都城市发展滞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交通地理条件的制约、新型经济因素微弱以及多年战乱的摧残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     

乡绅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新探

改革开放至今,新农村建设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有了显著成效,而新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相对之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村本身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城市对农村先进因素的吸引性上。应该正视乡绅在近代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努力探索乡绅文化在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可行性,使之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同时,发展乡绅文化面临诸多困难。     

略论政治机制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政治机制是决定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受其影响的中国行政中心城市普遍衰落或相对衰落。建国以后,随着现代化的领导者由"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转移,政治机制又促进了中国行政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但特殊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城市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超前发展"与"单向突进"特征。1978年以后,政治机制才与经济机制一道共同促进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良性协调发展。     

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发展是个世界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方面都很重视财政的支持作用.我国资源型城市目前面临着很多困难,如社会保障不完善,环境恶化,人才流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解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困境对策主要在于通过财政的积极介入,完善转型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国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腐败侵蚀着合法性基础.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坚持科学发展,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整合意识形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加强宪政与法治,强化法理型权威,是重塑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

近代以来 ,随着大批关内人民流入东北 ,东北近代城市逐渐兴起 ,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 :一是旧有城市在原有基础上开始向近代迈进 ;二是出现了一批新兴城市 ;三是原有的一些驿道中枢或军事重镇 ,由于交通运输路线的变更以及政府政治、军事目标的改变而渐趋衰败。近代东北独特的社会环境对城市的兴起有巨大影响 ,从而形成近代东北城市的以下特点 :第一 ,近代东北城市 ,尤其是新兴城市的人口主体是外来移民 ,而非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 ;第二 ,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于铁路、码头等交通线附近 ,交通运输极为便利 ;第三 ,近代东北城市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     

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本文认为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一个重要发展规律为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 ,之所以会形成此一发展规律 ,主要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以国家政治为内核的聚集效应起着关键的作用 ,同时也是为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 ,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虽然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但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一个主要的规律 ,这一规律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 ,以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上升 ,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 ,城市成为国家经济和地区的经济中心 ,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但经济中心的形成不是人为的 ,而是需要具备相当的条件     

铁路与近代济南经济发展论析

近代中国的铁路成为列强掠取大量中国资源的载体.胶济铁路横贯东西,津浦铁路贯通南北,二者交汇于城西,使济南成为山东乃至华北的交通枢纽城市,给济南社会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济南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进而对近代山东经济格局的重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周以降开封兴衰与城市空间规模盈缩研究

开封从北周被设为汴州州治之后,因汴河水运交通而在隋唐之时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城市空间规模也逐渐随之扩张。其后随着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统一帝国的都城,开封城市空间规模在北宋达到高峰。宋都南迁之后,开封政治地位的下降与区域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元明时期的开封城市规模发生较大内缩,回到唐时期汴州城的大小。清代的开封则更因为明末及清初的战乱水患,在城内形成面积巨大的水泊,同时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城内聚居区域进一步缩小。近代以后,尽管陇海铁路的开通为开封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动力,但其空间规模也只发生了非常有限的突破与扩展,空间主体仍然局限于开封城墙之内。     

试析国际司法视域下的琉球地位现状

近代以来琉球地位变迁不断,以主权归属为代表的地位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在现代国际法领域至今存在认识上的争议.通过分析国际司法实践的经验、推演逻辑及裁判趋势等,并结合琉球地位现状及其背后浓厚而复杂的政治因素,可知其地位已陷入一种法律困境.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坚持政治途径的解决方式,争取使其回归国际社会共同协商的多边机制,也需更多地依靠琉球自身的力量,进一步倾听与满足琉球当地人民的意愿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