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赌博型受贿罪

当前出现了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赌博实施受贿犯罪的现象,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了能够使司法机关更好地查处这种新类型的受贿案件,本文仅就赌博型受贿的主要表现形式及一些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论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的类型分析在任一国家(社会)中,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即意味着利益需要的冲突和应有权利主张的对立。冲突着的应有权利要求显然不可能全部通过立法形式实现为现有权利(法定权利),于是这种冲突在法律生活领域便表现为未被法律所确认的应有权利与已上升为法律的现有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具体的社会成员、组织、行业之间权利主张的对立和权利行为的摩擦,尽管这种对立普遍地、经常地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并恰恰是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工具价值意义所在:通过法律调整,对立着的甚至业已破坏了原有法律秩序…     

关于惩治"期权"受贿犯罪的立法建议

"期权"受贿是近年来滋生出的新的犯罪形态.为惩治和预防这种新型受贿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对离职以后原国家工作人员从业行为的法律规范,并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订;在<刑法>中增加受贿罪的"约定"行为类型,以便为惩治"期权"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将<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大为"不正当好处",以同惩治"期权"职务犯罪的现实要求相适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贿赂推定制度,以使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国际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衔接.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论持有型犯罪

目前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都或多或少地将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犯罪化。例如,德国刑法典、瑞士刑法典、我国香港、台湾刑法也有类似或相同的规定。我国新刑法,在分则128条、130条、172条、282条第二款、297条、348条、352条等规定了持有型犯罪,使我国刑法有关持有型犯罪的类型得到进一步完善。本文主要从持有型犯罪的特征、持有行为的法律性质及持有型犯罪的立法完善建议几方面对持有型犯罪进行探讨和论述。     

刑法拟制条款的考察

在新刑法中,多处存在有"以……共犯论处"的表述,对于这种情形应该作出一个正确的解读.实际上,新刑法增加了很多这种属于特别规定性质的拟制条款.这些拟制条款在性质上与注意规定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这些在功用上起到了完善刑法结构、促进罪刑均衡作用的法律拟制,在类型而言可以分为行为主体的拟制、罪过形式的拟制、犯罪客观行为的拟制以及共同过失犯罪的拟制等各种情形.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试图找到如何看待和解读刑法中拟制条款的正确方法.     

中国古代精神病人犯罪法探析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精神病人享有刑事处罚的特殊待遇.对精神病人刑罚的减免总是与特定的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这表明精神病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不是法律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应否给予犯罪精神病人刑罚减免,主要考虑因素是这一减免是否会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统治秩序造成损害.法律对精神病人按病情轻重进行分类并给予相应的优待措施,对间歇性精神病人无论是犯罪时患有精神病还是审理时患有精神病都按精神病人给予优待,这一做法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理性的一面.     

法律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属于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一般被纳入犯罪主观特征中来加以研究.它涉及故意的本质、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故意与过失的区别等问题,其中最有疑问的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没有任何认识,而将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误认为非犯罪行为时,是否阻却犯罪的故意,是否成立故意犯罪.从法律错误的概念和分类等基本问题入手,分析和探讨了行为人法律认识错误的刑事责任问题,认为最狭义的法律错误应该阻却故意.     

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拒证权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在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制度,也是立法对人权保障等法律多元价值的追求.现代法律的制定离不开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鉴于我国存在"亲亲相隐"的立法传统和亲情伦理观,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近亲属拒证权.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犯罪如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可以不适用近亲属拒证权制度.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与法律漏洞的弥补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与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虽然刑法未作出排除其犯罪性的特别规定,但也应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立法者认知能力的有限、社会生活的多变、法律自身的特点等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堵塞刑事法上的免除行为可罚性漏洞的有效办法.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依法治国视域中的刑法功能研究

刑法是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对刑法功能的认知和追求也应该因应时代要求。刑法在管理社会、惩治犯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刑法的这种特殊性质也要求其必须坚守“最后法”的地位。同时,刑法功能要进一步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注重刑法和其他法律规范的协调与衔接以及刑事打击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向努力。     

关于制定中国-东盟区域性反洗钱法律文件的思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洗钱破坏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增长.对此,为减少影响反洗钱区域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奠定建立区域性反洗钱合作机制的基础,应参照反洗钱国际标准和国际公约,制定区域性反洗钱法律文件.具体应列举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类型,并规定这类上游犯罪不受双重犯罪原则的制约;界定资助恐怖主义,将资助恐怖主义定为洗钱的上游犯罪;规定洗钱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法律实体.     

东方国家形态与中国文学

东方国家形态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未曾获得深入阐发的论题.本文拟就几个重要的方面对之作出一些探索.显然,如果要进入这一论题,自必首先应对东方国家形态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因此,本文第一节即先从这一问题说起,但对东方国家诸如早熟等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特点,在第一节中即不再申述,仅在第二节中再论及其对于中国神话的影响.本文第三、四两节,则从文学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及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上,阐述其同东方国家形态的关系.     

试论我国刑法应设挥霍浪费国家集体资财罪

国家工作人员为了奢华享受的需要,不正当地使用手中的权力,挥霍浪费国家集体财产的行为,有着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在刑法上将挥霍浪费国家集体财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才有可能彻底消除这一行为的危害.犯罪构成理论也可以使我们能准确地对这种犯罪进行分析判断.     

国民对国家的忠诚与国家对国民的保护——属人主义的理解与适用

以忠诚义务说为理论基础的无限制的属人主义,缺乏合理性与可行性,属人主义应与保护主义相结合,当中国公民在外国的行为,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法益时,即使行为地的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也应适用我国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当中国公民在外国的行为,并未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公民法益时,如果行为地的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就应当类推适用刑法第8条的但书规定,不适用我国刑法,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论古代东方的财产刑

古代东方刑法中有财产刑,主要包括有单一、复合和替代等一些类型.这一刑罚主要适用的犯罪有:侵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犯罪、渎职犯罪和其他一些犯罪.在有关古代东方的财产刑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财产刑与等级身份相联系的问题;适用中顾及故意与过失、危害程度等因素的问题;财产刑的差异问题;财产刑被限制适用的问题;财产刑在近代刑法中的改革问题等.     

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逐渐被纳入近代国家秩序中.清朝统治者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变局,并努力地在传统王朝国家的基础上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显然,这种主观上的消极性决定了清朝改造国家观的命运.与此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亦参与到这种大讨论中,对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筑提出了各自的理念.在民族国家构建理念的基础上创设一种新的框架,考量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心理,以及此间列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进而探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之变迁,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试论受贿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属性即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危害。犯罪客体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不象犯罪对象那样一目了然。这个特点给实践中正确认识犯罪客体带来一定难度。这也是理论界、实践界对受贿犯罪客体众说纷纭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透过一定现象表现出来。只要认真分析受贿犯罪现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是可能的。任何犯罪,现象上都表现为对某种法律规范的违反。而法律规范的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在权利本位法中,违反法律的行为被归结为对权利的侵害,西方法把犯罪称为对法益的严重侵害即源于此。但是,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是不够的,它没有揭示出隐藏在法益背后的阶级利益,或者说由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带有强烈的阶级色彩。资产阶级学     

论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与完善——基于立法观念的分析与检讨

经过三十多年的立法演变,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刑法典第294条和其他关联条款为主体,以刑法修正案和相关法律解释等法律文件为补充的黑社会犯罪刑法惩治体系.综观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呈现出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相互影响的互动特色,反映了我国随着对黑社会犯罪观念的不断深化,刑事立法观念及刑事立法也在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过程.然而,我们仍然要通过认真地检视规范与事实间的巨大间隙,清醒地认识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观念上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若要有效地与黑社会犯罪作斗争,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助科学立法观念的指导,对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予以有针对性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