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识构架——从康德到皮亚杰

认识构架在哲学史上是为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康德明确提出认识构架是一种概念性的感性结构方式,是连接感性与知性的中介,但他没有对构架的来源作出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正确解决认识构架问题指引了正确方向,特别是列宁关于认识论的全面研究纲领,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皮亚杰在现代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发生认识论",则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为正确解决认识构架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科学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对个体认识构架的起源、发展和功能作出科学的说明。     

康德与黑格尔天才理论的比较分析

天才理论是18世纪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热门话题,在现代和后现代思潮中,天才理论又得到关注和探讨。康德与黑格尔天才理论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认为天才是天生的禀赋,注重想象力在天才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天才的独创性,强调天才离不开后天的训练。而二者的不同表现为：康德的天才理论突出了主体性,黑格尔则强调天才的客观性;康德的天才理论处处显示出二律背反,而黑格尔的天才理论则显示出辩证统一,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更加丰富了康德的天才理论。     

矛盾论:从黑格尔到毛泽东——兼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黑格尔第一次从辩证法的立场把矛盾问题提出来作为重大的哲学问题并做出精彩的阐述。马克思对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的矛盾论进行了批判改造并把它运用于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研究。列宁继续了马克思的工作并且明确地把矛盾学说规定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继续了列宁的工作,对于矛盾学说作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进行了说明和发挥,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伟大工程,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理论和方法,并运用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毛泽东认识总规律公式再认识

毛泽东的认识总规律公式科学揭示了认识的基本矛盾、基本过程、基本形态、基本任务、基本途径 ,蕴含着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它概括了人类实践过程的三条特殊规律 ,即客观规律、指导规律、行动规律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实践认识与理论认识的区别

为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界很少研究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之关系的现状,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思辩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有以下主要区别：一是直接性与间接性;二是基础性与依存性;三是在知识单元上以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为基础;四是在扩展知识的主要认识形式上的感知、抽象和分析、综合.     

试论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主观性和缺乏现实性遭到黑格尔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但也是缺少同情心和略显偏颇的。理论任务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二者大相径庭,互换立场和设身处地的观察可能使得评价更为公允。与在形而上领域纯逻辑的思考不同,康德的道德原则在宗教和政治哲学领域运用中,诉诸于社会关系中存在、且具有人际差别的主体,而不是孤立式的、原子式的主体;诉诸现世的人为共同努力,而不是彼岸世界的超人性的力量。这一变化展现了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与逻各斯精神

西方逻各斯精神在康德的辨证历史观中得到双重呈现,人类普遍历史的合规律性进程实则只是人类纯粹理性站在道德的高度反思全部人类社会的结果。正是囿于这种先验设定,历史与逻辑在康德哲学中只能达到外在的统一性。黑格尔扬弃了康德的先验预设的理性原则,将人类历史的辨证发展进程看作是世界理性的客观理念的实现过程,由此使历史与逻辑获得了内在统一性,并将辨证历史观提升为普遍方法论。马克思则进一步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基础,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原则奠定在物质世界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由此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论。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解体——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核心内容在于对自然状态的假设,以及自然人通过达成社会契约而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自然权利学说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并非人类历史上真实和普遍存在过的事实,而只是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经验中反推出来的一种理论假定状态,它对经验的依赖使得早期自然权利学说是存在缺陷的。针对早期自然权利理论的这一问题,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都进行了批判。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以先天形式演绎的方式来建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法和权利理论,克服之前自然权利学说的经验品格。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同样反对经验主义,不过与康德的形式主义进路不同,他们认为,关于人类自由的政治哲学理论既不是实证主义的,也不是规范主义的,而是"事实的规范性"的。只有从以"事实的规范性"为核心的理论视角出发,而非从自然权利学说出发,才可以更为有效地理解和变革人类的真实状况。在马克思等人的彻底批判之下,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最终走向了解体。     

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论述

阐述了列宁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党的建设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步骤、任务、阶段、道路等的积极探索,帮助我们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译论固可立 译笔价更高——翻译理论与实践矛盾浅析

该文通过对若干翻译教材和翻译论著中一些翻译实例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翻译教材还是论著,在理论论述上都颇成一体,但著者在翻译实践上均暴露出功力不足或细心不够,故而,这些教材和论著的指导作用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学风上都大打折扣.笔者认为,翻译理论固然重要,但良好的翻译质量则是翻译研究的灵魂所在,也是翻译课程质量的保证所在.即所谓"译论固可立,译笔价更高".     

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作为新中国创始人,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概括起来为三种能力两种精神:一是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能力;二是善于总结经验、善于理论思考、善于把握规律、把握本质的能力;三是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的能力;四是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精神;五是正确对待挫折、对待失败、对待失误的精神。毛泽东的一生也存在缺点和失误,我们在学习毛泽东的优秀品质的同时,还要从毛泽东身上吸取值得吸取的教训,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视域中理论与实践关系格局的再思索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与固守理论教旨的教条主义者和倚重实践经验的经验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与中国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反对主观主义的线性认识路线,反对固守理论教条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脱离理论指导的“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结合实践活动经验科学合理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多”中抽象出“一”,灵活适时地调整实践的主题、进程和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上获得了一种实现形式,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转向。在总体趋势方面可概括为: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的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三大趋向。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同一研究领域具有借鉴意义。     

1911-1920年毛泽东的编辑实践

青年毛泽东早期积极投身革命报刊的编辑实践 ,在创办《湘江评论》和主编《新湖南》以及为《大公报》、《申报》等国内诸多报刊撰写、编辑稿件、设立各类通讯组织等编辑实践中都表现出以报刊为阵地 ,与封建专制制度、与军阀作战斗 ;表现出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和宣传的编辑实践特点     

毛泽东思想的由来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历史演变的产物。在党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不同的称谓来作为对党的革命指导思想的命名。最终 ,由于种种原因 ,毛泽东一锤定音 :只有毛泽东思想 ,没有毛泽东主义。     

照辩证法办事--辩证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辩证法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邓小平则更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重视矛盾双方的不平衡,而邓小平更注重矛盾双方的平衡。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都注意照辩证法办事,但毛泽东晚年仍坚持斗争哲学;邓小平则成功实现了由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伟大转变。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并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推进了辩证法,创造了"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理解毛泽东:一种结构主义的尝试——从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谈起

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既要重视对其历史实践的把握、对其理论文本的阅读,还必须为这一研究领域引入新的理论范式。阿尔都塞从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毛泽东的辩证法作品———《矛盾论》的一种"尝试性"理解。尽管这一尝试最终的理论成果不过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幻象",但其为毛泽东研究领域引入新的理论分析模式的尝试却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劳动教育：从陶行知到毛泽东

陶行知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劳动教育 ,把劳动教育当成改造旧教育制度的强劲武器。至今 ,我国教育世界与劳动世界之间的互动仍显动力不足 ,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因而历史地反思陶行知和毛泽东的劳动教育思想显得十分必要。     

论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作出了巨大牺牲的一生。其立德、立功、立言,理想与实践,成功与失败,都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息息相关。他的前半生,致力于将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从其所概括的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后半生,则致力于将广大农民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产生私有制的社会分工,包含工农之间的分工、城乡之间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国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分工中解放出来。不论对毛泽东本人如何评价,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无论是其肯定的方面,还是否定的方面,或是否定之否定方面,都是异常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