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的科玄论战——对论战原因及其本质的当代探讨

从现代性视角分析科玄论战原因,即从现代性的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亦即从中国现代性的"生不逢时"尴尬境地出发,不仅可以避免把论战原因直接归结为两派知识分子学术争论的浅层次观点,更有助于透过现象直接深入事件的内在本质原因探讨,使得对科玄论战原因的认识由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性,使得科玄论战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信仰的重建,更是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之争.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索卡尔事件":"科玄论战"之续曲——关于"两种文化"的探讨

科学和人文是两种不同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在欧洲近代史上,两种文化的分离和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索卡尔事件"为甚;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因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而引发,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内容——"科玄论战";可以说"索卡尔事件"正是我国"科玄论战"的续曲。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的展现。     

"呸!"来"呸!"去的"学者文人"--鲁迅与陈西滢的几个回合争斗

鲁迅与陈源围绕“女师大学潮”、“五卅惨案”、“剽窃案”、“三·一八惨案”等几个事件展开几个回合论战。这不是敌我之间的较量 ,而是是非曲直的辩白。有“公理”之争 ,也有“私仇”之争。论战双方都受到了伤害 ,也都呈现了自己的锋芒 ,树立了自己的风格。     

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

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在社会背景、民族激情、文化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关系。同时,论战思想家个体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接受,时代语境间亦不乏主动或被动的渗透与选择。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共产主义道路的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三次论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说是革命派内部的一次论战。论战双方在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针锋相对,论战焦点主要在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组织方式和革命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论战的实质则是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是权力集中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执着于集权专制,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平等则源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是双方的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偏激性和空想性。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自由之轭:从胡秋原参与的两次论战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胡秋原是一个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所提出的有关文艺思想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观点值得关注,而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局中也面临着"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困境。考察胡秋原在两次论战中的论述,探讨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意义。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辛亥革命与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体现的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整合。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主要在于它在国家体制上有过重大变革———从封建专制制度变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正是在资本主义政体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通过对旧的外交机构进行改造 ,经过破旧立新 ,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不仅使中国的外交机构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而且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 ,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模式”内涵的多维透视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提出的认知中国发展的新概念。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立场不同,角度不一,观点各异。本文分别从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世界历史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外交诸层面,来说明中国的当代巨变,解读＂中国模式＂：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是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模式。     

世界文明转型与“第三波现代化”——在韩国全北大学的讲演

当代文明正处于转型阶段,其代表特性即“第三波现代化”。18世纪以后的西方大工业化是第一波现代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是第二波现代化,而21世纪的“金砖四国”经济发展是第三波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考察,这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新观念。作者认为,第三波现代化的主体思想是辩证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理论更新。第三波现代化的代表形态是中国文化,这是辩证理性指导下的现代化模式。     

"和合文化"传播与"和谐世界"构建

"和合文化",即和谐、融合之文化,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渊源。传播"和合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何以提出"和谐世界"主张,消解国际社会许多人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种种不安。倡言"和谐世界",契合不同文化内涵的"和谐"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掘人类文明宝库中共有的文化资源。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和合文化"传播提供了现实的文化语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为"和合文化"传播赢得了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从后现代视角看“山寨文化”

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文化现象,"山寨文化"是基于模仿的边缘文化,是主流文化的补充形式;"山寨文化"具有明显的消解中心、反叛传统等后现代表征,它的出现迎合了后现代文化下大众物质与精神消费的需求,并与当前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语境相适应.     

论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趋向

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必将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一起,直接制约和影响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的发展。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将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的文化冲突为宏观背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为直接依据,始终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原则;将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在理论框架和学术内容上努力体现文化综合时代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充分表达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将在全面汲取人类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在认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伦理道德论证的同时,努力为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的理想生活提供一种伦理范式和道德建议。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

"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一种政治文化理念。它折中中西、兼容并包,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相契合。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性思想,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加深,"中体西用"思想的价值逐渐凸显,为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尊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鉴范式。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