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叙述人称问题的思考

关于叙述人称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写作教学中,讲到叙述就要涉及这个问题,我也在这里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一个叙述结构由作家、叙述对象和读者三个因素构成.作家在叙述事件时,可以以故事中人的身份面对读者,也可以以客观叙述者的身份面对读者,不会有第三种身份.如果作家是以故事中人的身份面对读者的,这样的作品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如果作家只是以客观叙述者的身份面对读者的,这样的作品是第三人称叙述的.而一个事件中的人物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参与者,一类是旁观者.而无论作家以哪一种身份在叙述对象中出现,这部作品都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有的论者认为,“‘人称’问题,原本就是一个叙述‘称谓’问题”,并以此确定了“第二人称叙述”的存在,其实是混淆了叙述人称与人称代词这两个概念.在语言学中,“我”是说话人,“你”是听话人,“他”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讲,事件是作家讲给读者听的,读者是听话人,第二人称指代的应该是读者,而一般说来,作品中的“你”不会是读者,而是叙述对象,“你”的故事是给读者看的,那么辨析叙述人称时,考虑的仍然是作家的身份.有的论者还混淆了作家的立足点和人称代词的区别,以为第一人称叙述是作家站在“我”的立足点上,第三人称叙述是站在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梁鸿乡土书写中的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梁鸿的作品以平实而又深沉的叙述,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破败、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人们精神世界的失衡,以及作家对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反思。作品中新、老两代农民的身份认同存在巨大差异:老一代农民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新一代则抗拒认同"农民"身份。新一代农民努力探寻出路却又无路可走,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窘境,使他们陷入"双重边缘人"身份的尴尬境地。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进行农民主体价值及伦理文化重建。     

金庸:一个非文本研究的对象

金庸在社会上的持续影响和学术界研究兴趣的衰退,这种反差表明对文学的研究和现实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金庸研究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文本内部,必须从这种影响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活动关系中寻找答案。金庸作品的文本自身具有不确定性或跨文本倾向,其作品一直以各种方式衍生着,对金庸的接受实际上是以文本为出发点不断生成繁衍的叙述活动。在谈论金庸的语境中,人们构造出了一个个超出具体作品的大叙事空间,这样,具有结构整体性或固化性质的文本瓦解了,对金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变成了形形色色文化群落不断衍生的文化想象。     

戴乃迭译者文化身份建构研究--以英译王安忆《人人之间》为例

针对目前译学界对杨宪益、戴乃迭合译作品的研究与对戴乃迭独立完成的译介作品的研究的极不平衡性,结合一定的历史文献、传记文学和译介作品,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对戴乃迭作为一名独立译介者展开研究,弥补一些译学界对于戴乃迭作为一名独立译介者关注的不足,引起译学界对于戴乃迭以自主姿态从事译介活动的研究兴趣。在研读王安忆《人人之间》英译本的基础上,以综合研究和译本分析相结合、宏观叙述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客观总结、归纳和阐述戴乃迭如何通过对拟译译本的选择、对源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以及翻译中所采取的策略,在其独立完成的译介作品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特性

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在叙述视角上,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称叙事作品的特点。第一人称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是以与被叙述人物同一的特殊关系加入到叙述视角当中的。这一特点,使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在叙述时间与叙述视角的关系、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的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表现。这一特点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浓重的追忆色彩和视角转换的自然性,也是使作品的叙述视角产生各种复杂关系的重要原因。     

基于身份平台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下的翻译——评《第三帝国的兴亡》

<正>译者身份与翻译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只要涉及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译者的身份都会呈现在作品当中。以董乐山主持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为例,对翻译作品中的译者身份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建立身份角度的译作评价对翻译作品进行考评。一是隐匿的译者身份。《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中国的出版历经坎坷,译本成书于1965年,正值"文革"前夜。为避免陷入危险的政治漩涡,     

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的身份认同及创作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曾经活跃着一批江西作家。他们以天然的地缘身份结盟,或合作编撰小说,或相互评点作品,携手参与到早期的通俗小说发展事业之中。从地域文学视角审视,这个群体的形成以及作品主题的选择,既是作家对自身地缘身份的认同,也是本土深厚宗教文化的延续。此外,作为早期的通俗小说职业作家,该群体在小说创作中的摸索与创新也值得关注。     

成人视角:身份焦虑下的文化悖论——以张爱玲早期创作为例

视角(point of view)在叙事学上是指叙事时所采用的观察角度,用热奈特的话说,叙事视角所解决的是“谁说的”的问题。每个人以不同的身份因而“谁”的“身份”特征在小说叙述中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当人们提出以“儿童视角”研究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尤其是萧红的小说创作,使这些作家     

文明的烛照与召唤——论8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外来者叙述

本文以80年代乡村小说为考察对象,论述其中的外来者叙述模式。外来者承载着知识者身份和城市文明背景,对乡村进行文明的烛照和召唤,而乡村以女性形象出现,在性别想象中回应外来者的叙述模式。     

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

女性文学的实践历程,就是女性对自我性别加以辨析和确认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和建构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大致经历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性别意识、历史意识、话语意识五个阶段,并因不同历史时期或显或隐的复杂语境对于作家创作的制约和影响,女性写作活动中的主体身份呈现出多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叙述主体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诸多叙事因素的设计变化上。同时,因写作身份的调整而促生的修辞策略的变化,也通过作品中或认同、或对抗、或犹疑等不同的叙事态度及话语方式充分呈显出来。     

论艺术作品的文化身份问题

在东西文化之间的价值交流问题当中,存在一个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一件东西获得艺术的身份关涉到它所处的文化.首先,一件作品的文化身份包括对作品的整个生产和解释所做出的理解.其次,对艺术品的理解超出了诸如其文化缘起之类的特定的文化边界.再次,文化的如下层面有助于理解艺术品,具体包括:(1)艺术文化提供给艺术生产以技术和形式的要素;(2)在群体文化当中艺术品是同其他共同体的要素(如信仰、家庭、政治和经济)相关联的;(3)世界文化对此也作出了贡献.最后,这种分析提供了对艺术品的身份的认识,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文化构架当中可能会出现变化,它允许以一种新的语境价值为参照的新阐释.     

街前街后尽琼瑶——论当代港台言情小说

琼瑶以处女作<窗外>一举成名,之后的作品数量更让她荣登20世纪80年代言情小说多产女作家,并在两岸三地掀起一股琼瑶热.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新生代作家如席娟、言妍的出现取代了琼瑶以"纯情"系列为主体的模式,改变了琼瑶言情小说女性多数柔弱且被动的形象,将女性欲望置为主体瓜分了言情小说的市场.改变了以往琼瑶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使琼瑶热降温.但琼瑶开创的女性视角叙述方式,使看与被看的主体颠倒.仍成功将琼瑶的言情小说推向了一个经典的位置.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记忆探寻与身份认同构建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是当代著名日裔英籍小说家。作为移民作家,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一直是石黑一雄作品中对外表达的重要主题。以《被掩埋的巨人》和《别让我走》两部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石黑一雄小说中主人公对记忆的探寻与身份认同的构建。     

时空意象:作为现代小说之叙述脉络——以卡夫卡与福克纳为例

卡夫卡与福克纳以其抽象的语言、有违传统叙述脉络的叙述方式以及使故事陌生化的笔法成为现代小说之经典作家.其中以时间或空间意象构筑现代小说叙述脉络的方式也成为解读其经典作品的一种新方式.场景作为一种空间意象成为卡夫卡施展其变形手法以实现"将内心世界的面积置于地理面积之中"的企图;而福克纳则以一种内存在声音和时间脱节(时间混乱)作为叙述动因,将所谓的美国南方历史变为一种(数字)流动的模式来进行认知.两位现代主义大师以其独特的时间、空间意象展开其抽象、无界限的内心之旅.而对其作品的解读也成为对人类心智的无限挑战.     

从"我"到"我们"的世界--后殖民理论观照下的汤亭亭作品透视

作者以后殖民批评为理论依据,对汤亭亭的三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整体的探讨,主要从“他者”的文化身份角度分析华裔美国人的困境,讨论其用再现历史的叙述策略颠覆东方主义话语下的华人形象;指出其以消解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为目的,成功地构建了具有混杂文化为特色的美国华裔属性,从而完成了其从“我”的世界走向更广阔、更具包容性的“我们”的世界的创作过程。     

伊丽莎白·乔利身份观的多重解析

多数评论家认为,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晦涩难解。本文认为,影响其意义解读的关键是乔利作为作家的身份观。综观《我的写作生涯》,读者可以从乔利自己的身份迷失、对身份突破的渴望等方面可以看出乔利所主张的是后解构主义框架内的多元身份观,即人的身份是由关系所决定的。其作品多数是以号召人们认清自我身份的多元性,以助于对所属的关系负起更多的责任。     

狄更斯小说的视点与小说叙述观念的衍化

小说自诞生起,一直存在着作家如何叙述小说内容的问题。“这里重要的是有一创造能力的运动,是情境的十分独特的生成方式”。欧洲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有两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前者如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后者如卜伽丘的《十日谈》。十九世纪中叶,狄更斯对传统的叙述方式加以创新,他在《荒凉山庄》中同时使用了两种人称来叙述作品内容:第三人称的叙述者从作品外部来叙述小说的内容,第一人称的“我”——作品人物埃丝特又从作品内部的角度来叙述作品。这种方式拓展了我们对作品的视野。     

一片秋叶的脉络：重读陈染，兼论陈染作品中的身份问题

文章以细读的方式,分析了存在于陈染作品当中的身份困境以及她对这一问题的探寻与追问.此外,经由对陈染身份叙事线索的描画与追踪,文章揭示了中国当代女性书写在身份发现方面的新的态势与多重可能.     

试论叙述节奏

有事物就有运动,有运动就有速度和节奏。叙事作品中的叙述也是一种运动,读者能感觉它的速度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叙述节奏。叙述节奏是构成叙述特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因而成为文学叙述学的一个重要对象。 困难与对策 节奏是一个时间概念,研究叙述节奏必须从时间入手,但我们恰恰在这儿遇到了困难。 叙事作品中的叙述涉及两个东西:故事与文本,故事指由叙事作品中提取出来并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