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周代音乐的贵族教育与人格修养

上古时期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巫乐”色彩。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的政治意味得到了极大的强调。统治者重视乐的等级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的道德教化意义。以雅乐为基础的周代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尤其是重视乐的道德内涵和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繁艳似赋，流美如歌——南朝文人乐府诗语言风格探析

南朝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受到汉乐府民歌、魏晋文人乐府诗和南朝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吸取汉赋铺排夸饰的艺术特长,形成了繁富华艳的语言风格,这类作品从诗史的传统看来,主要体现了魏晋文人乐府诗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受到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其语言风格表现出浅近自然、婉转流畅的特色.     

齐梁时代的音乐观念及乐府诗的创作面貌

音乐观念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音乐理论表述和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态度、认识和倾向.齐梁时代音乐理论表述集中于音乐功能论和音乐雅俗论两方面.总体继承了先秦乐教思想和儒家雅正的音乐观念;音乐实践中一方面寻求雅乐的传统依据,另一方面认可新声俗乐,并追求新声的雅化.齐梁时代雅俗兼容、共存的音乐观念为齐梁乐府诗的创作提供了开放的音乐环境,由此形成齐梁乐府诗全面的繁荣并推动雅乐、俗乐的新变.齐梁音乐实践观念对乐府诗创作的指导意义更为突出.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汉乐府与清商乐

一、汉代的鼓吹曲与相和歌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这里所说的雅乐是指战国以前的古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诗经》。清乐,也称为清商乐,是指汉魏六朝的乐府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当时的乐府诗。燕乐是指隋唐时代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融合边疆地区音乐并吸收中亚等地的音乐而成的新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初期多半是五、七言绝句诗,随后改变为长短句体,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即唐宋词。这里所说的音乐是指各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来自民间的音乐主流,而不包括历代朝廷专用于郊庙祭仪的徒具形式的所谓“雅乐”。     

略谈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

过去人们一直把唐人的旧题乐府看作是文人的拟作 ,并不入乐 ,与时下的音乐更是毫无关系。笔者以为 ,唐人作旧题乐府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旧题曲调一直流传 ,作旧题以入乐 ;二、旧题曲调被改造 ,作旧题以入乐 ;三、旧题曲调已经消失 ,作旧题以入新兴曲调 ;四、旧题曲调已经消失 ,只拟旧题而不入乐。把唐人的旧题乐府创作统统归为第四种 ,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把唐人作旧题乐府的动机看得过于简单了 ,这很可能引起我们对那些大量的乐府诗的创作效果、创作风格作出错误的判断。下面就从三个方面对唐人旧二歌皆今时吴歌也。” 《…     

周代雅乐的时空意义考察

礼乐文化就是“雅”文化,雅乐贯穿于整个礼乐制度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周代礼乐文化从“乐”的雅化开始起步,到雅乐的世俗化结束,历经西周、春秋五百余年。然而,雅乐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里,从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雅乐并非是一个静止、孤立的学科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综合的文化概念。雅乐形成的文化、历史过程,不仅体现出雅乐地域流播的空间意义,也体现出雅俗转化的节奏和时间意义。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雅乐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相一致,与《诗》文本的结集和形成相一致。雅乐作为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艺术构成,而典礼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典礼、雅乐和《诗》三者同源同构,三位一体,共同构筑起周代礼乐文化的整体框架。三者关系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周代文化的转型。     

汉魏乐府诗"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的成诗模式

"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是汉魏乐府诗成诗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成诗模式不仅影响了乐府诗辞乐关系中以乐为主的特征,而且揭示出乐府诗"缘情而发"、"以悲为美"的情感倾向,并由此形成了乐府诗创作中诗乐相依、即事名篇等创作传统,对后世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北宋乐改考论

历代雅乐不相沿袭,北宋宫廷雅乐频繁改作,前后经历"六变",主要体现是乐律的改革和形器之变。除太祖年间乐制改革重树了唐末以后废坏的乐制体系外,其他五次改革,均是在否定前制基础上的创新。雅乐多变及其试图标新立异与当时的思想变革相联系,包含着宋儒对理想制度的追求。宋代的乐制改革,实则是现实政治力量频繁变动的结果,既符合这一时期"法令议论"的主题,亦显示出乐制在北宋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经历了相对完整的分合过程,是研究唐代墓葬文化形成的关键阶段。由于与南朝争夺正统的需要,北魏平城时代墓葬文化先后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建立的"北魏制",是从十六国边疆地区寻找曹魏文化因素的遗留,有意回避西晋洛阳地区形成的"晋制"文化,以自塑优先于南朝的正统渊源。至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北魏的文化实践逐步转向"晋制",意在直接针对南朝的正统性展开同质性、排他性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墓葬文化特征向着西晋洛阳墓葬的模式靠拢。北魏晚期的洛阳墓葬文化继承和丰富了"晋制"路线,汉化更为全面。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墓葬文化糅合了两种制度模式,西魏北周墓葬文化则对"晋制"模式进行了个性化改造。隋代统一后,墓葬文化对北周、北齐因素各有取舍,将二者统合为一套新的礼制,初具"唐制"之雏形。     

论姜夔《大乐议》的音乐美学

学界从文学视角来研究姜夔的诗词格律者颇多,而关于姜夔的音乐思想却少有人提及。《大乐议》充分体现了姜夔复兴礼乐制度、改革雅乐及乐律、强调统治者应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在探索音响学和声乐学理论上的新见解等音乐思想。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大乐议》也体现出不重视民间音乐的缺陷。以姜夔为代表的音乐家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也促使后世对日趋僵化的礼乐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儒家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与影响：基于朝鲜半岛对雅乐之受容的研究

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自古就在东亚诸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雅乐为例的研究，以小见大，可以展现传统礼乐文化在国外被受容的历程及其机制、模式。朝鲜半岛对雅乐的受容经历了从全面吸纳接受到逐步强调本土化、地方化的过程，最终确立起既有自身特色又不背离儒家周礼古制的雅乐。在这个容受的过程中，充满了“华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和张力，“以古为正，端本正源”的雅乐容受思路的出现体现着“华化”和“本土化”的深度融合，也表明朝鲜半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性的提升。雅乐作为承载着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作为象征符号，超越了形式本身，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发挥着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雅乐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地方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展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之路，在文明互鉴时代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重要启示意义。     

“化动八风”:《文心雕龙·乐府》的音乐功能观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追溯了齐梁以前乐府诗的发展流变,虽然讲的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乐府,其中可见“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用以及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上古时期音乐具有娱神的功能,周代音乐具有极强的政治和教化作用,齐梁时期注重“乐”的娱乐和享乐的功能.刘勰推崇典雅中和的周代雅乐,批判齐梁时期的俗乐新声,批判了齐梁时期将“乐”作为娱乐和享乐的工具.他强调“乐”要具有社会担当功能,要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礼制服务.刘勰的音乐美学功能观为“乐”注入伦理学和社会学内涵,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西域乐舞的南传与陈代诗歌中的胡笳意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南传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南朝时,西域乐舞通过西域各国的直接传播和北朝各国的间接传播,逐渐被南朝人民接受和喜爱,深入到南朝人们的生活中,也影响着南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到陈代,边塞乐府诗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边塞诗豪迈雄浑的风格融入到绮靡纤弱的南朝诗风中,在陈代边塞乐府诗中常提及来自西域的乐器胡笳,胡笳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诗中,为南朝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别样的艺术风气。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