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之际书肆考

以收购和销售书画为主要业务的书肆是文化典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对文化典籍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开展对我国古代书肆的研究,应是我们进行文献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书肆起自何时,因史书无确切记载,故不得而知。但据有关文献推断,汉唐之际应是我国古代书肆产生和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早在商周时期,我国虽已有了正式的用竹片和本板作成的书籍,但因这时的书籍体积笨重,不便转运,影响了书籍的流通。     

论古代"女学"

中国古代女学是妇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妇女教育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首先论述了女子的社会角色与女学的关系,然后根据女学群书的内容探讨了女学书籍由针对女性局部到全体的发展进程,最后指出了女学书籍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从而就如何正确地对待其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代曝书会及其社会价值发微

夏秋曝晒图书,以去蠹防虫蛀霉变,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保护图书的方法。至宋代。由君臣们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的曝书会,成为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盛会。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宋代文化形态的绚丽斑斓、丰富多彩,感受到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     

一部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画卷──读《中国古代人事制度》

一部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画卷──读《中国古代人事制度》刘新田由祝晏君、叶林生撰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一书是专门研究我国人事制度的专著，它有三个方面特声、。首先，这本书用翔实的史料记载了我国从西汉到明清时期官员的选拔、考绩、监察、弹...     

西夏的书籍及制作技艺述论

书籍是记载和传播文化知识的工具。书籍业的发达与否，又为一个民族或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西夏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羌族所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它从公元1038年正式建立到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共计存在了190年，曾先后与宋、辽和宋、金鼎足而立。西夏在其存在的近两个世纪里，曾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书籍事业，引进、翻译。编纂出版了大量书籍，尤其是西夏文书籍，从而丰富了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干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缺乏，人们对于西夏的书籍业很难窥其全貌；许多书籍史和印刷史著作中，几乎没…     

编辑的历史责任

书籍是编辑工作的直接产品。古今中外,无编不成书,成书靠编辑。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已有大量的书籍流传,说明我国古代的编辑工作早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未留下编辑者的姓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作为我国第一位知名的真正编辑工作者,不仅在前人留下的大量书籍的基础上,读书、教书,并且“述而不作,敏而好古”,整理、研究、编修,使流传于世的零散杂乱的书籍,成为具有系列性的经典著作——“六经”。经孔子出色、成功地编辑出的“六经”,不仅初     

《乐记》人性论新探

《乐记》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阐发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的美学专著。它总结了自《周易》、《尚书》以来先秦儒家的文艺美学思想,开启了两汉的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它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美学思想在理论形态上已经发展到比较完整和成熟的新阶段。这一著作为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     

我国古代死刑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因

我国古代死刑制度,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曲折演变过程。夏至秦,其死刑执行方式以残害人的肉体为主,种类繁多,非常残酷。汉代以后,开始了轻刑化过程,但过程反复,表现出种类繁多、内容残酷、株连无辜,有关纲常伦理的犯罪行为处以重刑,确立了死刑复核制度等特点。我国古代死刑制度发生这种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的渐进发展,而人文思想影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则是决定我国古代死刑由兴到衰演变的社会人文基础。     

周城和他的《宋东京考》

《宋东京考》是清代周城编撰的一部关于宋代开封史事的书籍,全书共二十卷,约二十万字。这部书不但对研究古代开封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宋史和中国古代城市史,也有一定参考作用。     

由“载籍之厄”说起

从来有关于书的书 ,只不过这一时这类书多了起来。在书店见到了大部头的《中国藏书通史》 ,更风靡的 ,则是由域外引进的《阅读史》。两种都应当是有关“人与书”的书。关于书本身的书 ,古来有“书话”一体 ,其实所讲的也往往是“人与书”的故事。近十年来读“明清之际” ,也不免对这类故事偶尔留意。情况似乎是 ,每到古人所谓“易代之际” ,人与书的故事顿时有点惨烈悲壮的样子 ,书的命运也较平世更牵动了读书人的心 ,无论那书是否归他们本人所有。明清之际的士人就好讲这类故事。有一种说法 ,曰古今书籍大厄有十 ,厄于水者八 ,厄于火者二 ,…     

浅论中国古代的民族法制及其精神

中国古代民族法制的根本特征和理念是 ,作为国家观的夏夷一统思想是古代民族法制的观念基础 ,华戎同轨和化外异制则分别是古代实施民族法制的双重标准和二元观。在这种二元观指导下的古代民族法制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 ,由随意到规范 ,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 ,由指导思想的模糊到逐渐明确化的发展历程。     

王会赋·图：帝国形态的历史影像

王会是古代朝贡礼仪形态,由《周书》最初记述的文本到汉晋时期辞赋的描写,再到南朝至唐代“王会图”的绘制以及围绕其图而出现的题图赋,形成了由经文、赋文到图文所构建的帝国形态与历史影像。以“王会”为赋与图的视点,由现实与想象积累起来的文学书写,因其外交礼仪的特征,观风为其赋图显像的意义,尚奇为其赋图异域人物情致的呈现,而宣威与昭德,则是这类赋图创作的主旨。同时,这类图像与赋作的不断重写,实围绕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其中通过讴歌、怀疑以及讽喻,又可打开作家题写《王会图》之赋作的特殊心境。     

浅析书籍序言

眼睛是人的心灵的窗户,作为书籍眼睛的序言应是书的精髓的显示。所以,书籍序言的由来、发展、作用,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的。 由我国古籍所知,最早序言称为序。现在所见的《毛诗》的大序,相传是孔子的弟     

两汉国家图书的收藏与利用

汉初 ,高祖刘邦接受陆贾的劝告 ,以文治天下 ,“改秦之败 ,大收篇籍 ,广开献书之路。”[1] (《汉书·艺文志》) 此后历朝都比较注重对先秦典策书籍的搜求 ,宣帝、成帝、章帝时更由国家出面组织了大规模的对先朝书籍文献的全面整理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思想 ,其影响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一、两汉国家对书籍的搜集与保存(一 )搜集。两汉国家图书的来源有二。其一为秦之所谓石室金匮之书。在汉政权确立之前 ,刘邦身边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注意对典策书籍的收集。公元前 2 0 6年 ,汉军攻入咸阳 ,萧何即先取秦丞相御史所藏…     

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给我们的启发

马克思在晚年,放下他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竟在忙于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把自己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一些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书籍,并且作了三万多页、几十万字的笔记.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事情.1879年10月到1881年9月,他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这篇笔记,因为恩格斯根据它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在学术界著名),     

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

研究汉唐以来中外关系史,学界大多套用"丝绸之路"的思维模式.但如果着眼于古代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丝绸往往不是主要的流通物品,而书籍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勾勒出中国江南始发、经朝鲜半岛百济、再至日本列岛的早期"书籍之路"航线,接着论证日本遣隋唐使肩负购求书籍之使命、从而开拓中日直航"书籍之路"的存在,继而梳理中国书籍东传的各种渠道,最后论及佚书回归的史实以证明"书籍之路"具有双向互流乃至东亚环流的特点.     

中国古代报纸发展概述

中国古代报纸发展概述闻言中国古代报纸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和基础。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古代报纸都与近代和现代的报纸有着一定距离和差别。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是近代报纸的雏形，可以称其为原始形态的报纸。由原始形态报纸逐步发展到现代形态的报纸，有一个长...     

碑刻文献的新收获--《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评介

古代文献的载体,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软质载体,例如丝帛、麻布,例如纸质书籍;另一种是硬质载体,例如龟甲、鼎钟,例如石质碑刻。一般而言,软质载体所载文献比较集中,易于研究者直接利用,硬质载体所载文献则比较散乱(竹简例外),利用前需要做大量的先期整理工作。由张正明、科大卫两位先生主编的《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一书,就是对古代硬质载体文献之一——碑刻文献的一次有益整理,必将方便于研究者的利用。山西碑刻资料十分丰富,山西究竟有多少碑刻?由于散落全省各地,很难做出准确统计。关于山西碑刻的丰富,本书主编之一、英国学者科大卫…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论纲

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是指从国家的形成到秦统一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国家形态”则主要是就国家的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两方面而言的。目前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是按照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或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来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对中国古...     

还名学和辩学以本来面目──评《名学与辩学》

崔清田教授主持的原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名学与辩学》一书,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出版。该书抓住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大胆探索,打破“据西释中”的传统名辩研究模式,提出了名、辩研究的新思路、新体系、新方法。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名学、辩学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很长时期以来,在我国中国逻辑史界,“名学”、“辩学”、“名辩学”诸术语都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但是,什么是名学、辩学、名辩学？它们又何以与西方的“逻辑”同义？这些“中国逻辑史”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