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对方国的祭祀影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商王朝来讲,祭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方国臣服之后,商王朝便通过使方国助祭、到方国举行祭祀活动、任用来自方国的贞人等手段,对方国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和影响,取得了一定效果。以周方为例,文献及周原卜辞都显示出,在祭祀方面,周受商影响颇深     

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

<正> 关于《明史》所载郑和下西洋宝船尺寸的可靠性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专家根据现代造船原理,认为《明史·郑和传》中“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他们提出,这一记载出自并仅见于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此不能说这个尺寸有充分的根据。对此笔者想谈一点粗浅的看     

试论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商王朝是一个由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臣服的方国共同组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统一体。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祭祀、军事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 ,这些表现又有着鲜明的的特点 ,如原始性、非对等性、不稳定性等。     

使臣的请求

从前,有位国王制定了一项特别的规矩：任何人都不得在他的宴席上翻动菜肴,只能吃上面的那部分。 一天,一位外国的使臣来到这个王国,国王高兴地设宴招待这位使臣。宴会开始了,侍者端来一盘盖着香料的鱼,这位使臣不懂这里的规矩,就把鱼给翻了过来。     

论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

《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代表 ,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明人的关注。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 ,明人以为《西游记》是一部修心的寓言 ,既包括儒家的“存心养性之学” ,也包括道家的“修心炼性之功”和佛家的“明心见性之旨”。从艺术上看 ,明人从《西游记》的奇幻中认识到了通俗小说的虚构性艺术特征和消遣性审美功能 ,从《西游记》与《水浒传》的比较中认识到了人物个性化塑造是通俗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日藏《全芳备祖》刻本时代考

日藏《全芳备祖》是宋刻还是元刻,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本字体、版式与南宋建本《方舆胜览》、《事类备要》等基本一致,当出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是宋本无疑。避讳不严,多有简体、俗体字等现象,也见于同时《事类备要》等南宋建本,不能作为否定《全芳备祖》为宋本的依据。元大德二年(1298),方回已记及《全芳备祖》坊本。保守地说,其刊刻时间在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至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的四十年间,但一般不会延至元朝,最有可能在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     

郑和下洋次数献疑

郑和到底几次下洋？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我以为争论不休的原因在于历史文献的抵牾．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有关郑和下洋的文献．大多数学者都过份笃信《明史》，和《明实录》，其实，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文献．一般讲，时间愈早的文献愈真实．《明史》，是清朝顺治至乾隆年间撰修的，比《明史》，成书早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搓胜览》．这三位作者曾经跟随郑和航海，经事人写亲身事．比技真实．但是，比这三本更具体的是郑和亲自建立的石碑，如：郑和在宣德六年曾在委东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记》石碑，又在…     

明代使臣述论

<正> 明人周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写道:“凡我行人辙迹曾至者,皆因事备书,以昭国家一统之盛,其间有他官奉使,因为一时之选,亦多原任行人者.”①在他看来,明代的使臣似乎除行人外,其余的皆可不论.事实上,明代使臣颇为复杂,行人固然是法定的使者,但并非唯一的使臣.弄清明代使臣的特色,对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惜史学界鲜有涉猎此域,笔者不揣浅陋,撰此述沦,以期抛砖引玉.     

郑和下西洋到过新加坡

据考证,我国古代大航海家郑和在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时,曾到过新加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从郑和下西洋的一张航海图《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清楚地记载着郑和的舰队经过新加坡开往马六甲的行程,其中写到“淡马锡”。这个“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的古名。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从福建起航,向南洋进发,驻扎在马六甲。当时的马六甲扼东西交通的咽喉,各国的商贾云集于港口,成为东方贸易的商港。华人也大量移居马六甲。郑和的舰队要到马六甲,毫无疑问必需经过新加坡海峡。当时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译员,留下记载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及黄省曾著的     

“加必丹末”考

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葡萄牙殖民总督派安特拉德(F·Andrad)率舰船护送使臣卑里斯(T·Pirez)至中国谋求通商,明季史籍有如下记载: 《明实录》:“佛朗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 《筹海图编》:“刑部尚书顾应祥云:……正德丁丑,骞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朗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     

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

一、王延德生平王延德,东明人,又作大名人。生于公元938年(后晋高祖天福三年),卒于公元1006年(北宋真宗景德三年),享年六十八岁。他是北宋前期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与理财家。他撰写的《西州使程记》     

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

新入藏国家博物馆的西周中期青铜器柞伯鼎上的铭文,记述了周王朝对南方蛮夷方国昏的战争,昏可能即《国语·郑语》的闽芈。由鼎铭文例知道,当时叙述征伐采取"命"、"至"和"馘俘"的格式,与《逸周书》记武王克商的《世俘》相似,其"至"均指抵达征伐的目的地,从而纠正了该篇注释诸家的误解。武王命人征伐的方国可能很远,如蜀即在今四川的蜀国。     

金元两郝天挺诗作归属考（附《新编全金诗》新增元好问《过雁门关》作者归属考）

《新编全金诗》收录金郝天挺诗歌7首，《全元诗》收录元郝天挺诗歌2首，其中《题麻姑坛》二书同收。事实上两人身份自明代即开始混淆，诗歌作品也多被误收，再加上明清选本篡改诗题等情况，增加了诗歌归属考辨的复杂性。由二人政治身份、活动范围及选本收录情况等可以考知，金郝天挺存诗仅有1首《送门生赴省闱》，元郝天挺存世诗歌为6首。明人张旭《梅岩小稿》收录署名郝天挺的诗歌4句，或为元郝天挺佚句。而《新编全金诗》所收元好问《过雁门关》之作者应为明人杨璿。     

卜刺罕卫

卜剌罕卫,是明朝在北方民族地区设置的一个卫分。据《明实录》载:永乐四年十月庚寅,亦答鲁、能木里女真野人头目来朝贡马,置密陈、卜剌罕二卫;天顺五年,卜剌罕卫使臣同朵颜工使臣来朝,始发给印信;成化二年九月丙戌,卜剌罕卫使臣打兰帖木儿等五十人,随瓦剌使臣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     

《法兰克国王年代记》及其所记载的查理曼的军事活动

1"年代记"是西欧中世纪早期记述历史事件的主要形式,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具有当代史的特点。《法兰克国王年代记》(以下简称《年代记》)是一部记载从741年到829年加洛林王朝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年代记。兰克认为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在国王的宫廷中写成的,具有官修史书的特点[1]2,并根据手稿中语言风格的差异将此《年     

鲁迅在民国成立第一天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鲁迅这位民族杰出人物在这一天的活动,我在一九三六年元旦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八号孙伏园的散文《第一个阳历元旦》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点材料,特抄录有关内容如下: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元史》高丽驸马王封王史料考辨

高丽是元朝的藩国。元朝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又封高丽国王为驸马王,以此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元史》对驸马高丽国王有记载,但以《元史》之记载互勘,并与朝鲜14世纪中期的官修史书《高丽史》及元人文集的相关内容互校则不难发现,《元史》关于驸马高丽国王封爵的记载阙误严重,尤以《诸王表》为甚。这对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颇为不利。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