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论北宋职役的财政属性及其影响

宋代,职役已深入到国家财政、行政、治安等方面,成为国家机器运行的客观需要.职役具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采用强制手段,将部分财政支出、财政欠收的风险以及财政运行和调度的成本,转移给应役民户的财政属性.职役的财政属性在为国家节省大量财政支出的同时,增加了应役户的负担,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高强与白脚的纠葛——宋代衙前役法所见的物力问题

宋代高强户与白脚户并非对立的役户,高强与否只是户等规则中物力评判的结果,白脚是对避役役户的直观描述。宋代衙前役法问题中高强户与白脚户纠纷的起因是,物力量化的结果并不体现役法的公平性,“物力”与“歇役”的关联虽然有种维护役法规范性的意味,但以家资为主要内容的物力,仅是关系到官府在役法设定中的利益。宋代役法的财政性质,主要体现在以物力为应役标准的役法设计中,物力内涵的外延关系到职役向赋税的过渡,以及宋代劳役形态向实物(货币)形态的转变。     

“新二元结构”破解对策的经验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城市里户籍和非户籍"新二元"结构给有限的社会资源、社会管理以及社会制度带来巨大的挑战,由于制度性缺失导致的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享受不同种类和水平的公共服务。近年来闵行区在破解"新二元"结构方面尝试重要举措,积累了诸多经验。确定"以人为本、以综合管理为核心、以社会融入为目标"为基本原则,注重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清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户籍法是一个政权加强对民众户籍管理 ,维系赋税征收和徭役佥派的重要规范。清王朝在继承明代户籍法的基础上 ,通过对户籍法律规范的不断调整 ,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 ,消弭了民众的反抗意志 ,维护了政府的财税征收和徭役佥派 ,并在保甲法等基层组织制度建设方面 ,进行了强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十里红妆”的婚俗文化向度

"十里红妆"作为吴越婚嫁文化的一个现象,为我们提供了还原历史的宝贵资料,使我们了解明清婚嫁文化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风貌、民俗民情。从"十里红妆"的仪式、奁物入手,阐释"十里红妆"婚俗文化的物质、心态、制度文化向度。     

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英国和日本“NEET”族解决对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NEET"族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我国也在面临青年人就业困难、依赖家庭生存等"NEET"族问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在解决"NEET"族问题方面,英国起步较早,其"青年新政"政策和日本的职业培训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NEET"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我国可以从中吸取相应的经验加以借鉴。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东周晚期基层社会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以里耶户籍简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西周及东周基层社会是以血缘性为核心的宗族自治,然而这种观点与里耶户籍简中所反映出的高度异姓杂居状态明显不符.以"里"这一行政区划作为切入点,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可知,东周基层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动态演变之后,到东周晚期已完成血缘向地缘的转变.直至今日,上述转变过程的中间态——血缘与地缘并存的基层社会组织仍可见于佤族村寨、傈傈族村落、侗族村寨及羌族部落.     

"里耶简"所反映的秦户籍相关问题

根据里耶户籍简来探讨秦户籍的内容,秦户籍中反映了姓名、身份爵位、籍贯、年龄等基本信息.里耶简每一枚户籍简记录一户人口,分五栏登记,反映出秦户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的,各户籍贯均为南阳里,这种户版就是乡保存的户籍,反映出乡里是秦户籍的基层组织管理实施单位.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唐代乡里制下里正的发展与变化

唐代乡里制下的里正掌握着诸如户籍管理、赋役征收、治安管理等重要乡村基层行政权力,其权力出自国家.里正通过上值制度到州县相关部门当差,其任用、考核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有唐一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里正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唐后期随着土地买卖的盛行,租庸调制也难以实行,里正难以完成固有职责而受到鞭笞,地位不断下降,同时里正从领取薪俸的乡官慢慢转向强制性徭役的职役,权限减小,权力和待遇都进一步降低,充当里正者渐渐变成了不学无术之人,受到人们的唾弃.     

明清之际徽州清丈人役的承充、组织与田土处置

明清之际,徽州经历了三次时隔较短的土地清丈,地方实践方式有较大的延续性。清丈人役的佥选依托图甲,具有多层的承充结构,每一差役名目背后的实际承担人员众多。为了协调整个清丈组织,钱款筹措、宴席和盟誓活动必不可少。清丈人员利用掌握土地税粮信息的优势,能够规避和解决田土纷争,亦可从中牟利。因而站在民间社会角度评估,清丈活动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利用民间惯例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势力。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裕固人的姓名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裕固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组织,每个部落又由若干个户族(相当于氏族、裕固语称“的尔斤”即“特勤”)组成。每个户族的名称类似汉族的姓,但又与汉族的姓不同,裕固人的姓与名是分离的,名是名,姓是姓,名字的前边不冠本民族的姓,也不实行姓与名相连的人名构成方式。据调查裕固族现有十个部落,二十九个户族,也就是说裕固族本民族的姓(即户族名称)行二十几个,其中一些姓氏较为古老。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