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新闻:从后真相出发——“异化”真相下的新闻生产

"后真相"2016年成为《牛津英语词典》年度词,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交媒体冲击下,新闻的主观化、情绪化表达与传播更加突出,导致新闻事件的真相被层层异化,具有浓重的后真相意味。当下新闻传播中,事实真相在情绪流动中被遮蔽、在叙述修辞里被改写、在意见传达中被扭曲;真相这些种种"异化"的根源则在于,互联网时代意见共同体连接的散淡、阶层化的"失范"性焦虑和亚文化的野蛮生长;而后真相世界的新闻生产,因为真相的种种异化,则更需要坚守专业理念,在事件不断被衍生出的议题中挖掘新闻,在事实和情绪的流动中"再写"新闻文本。     

“后真相”：信息交往关系的视角

就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构成何种影响而言,研究多集中在内容选择、模式转换与理念重塑等方面,对社交媒体引起信息需求变化及其隐喻的交往关系转变却较少关注,信息交往关系变化恰恰是社交媒体产生的主要影响。因为,新闻不仅是内容呈现,更是信息交往关系的具象化体现,蕴含着不同媒介形式下信息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模式。“后真相”作为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现象的典型体现,本质上是信息交往关系变化的彰显,对该问题的探讨需要回到这个现实语境。      

真相并不遥远

在我们所见到的种种重大事故报道中,公众探寻真相好像总是那样艰难曲折,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似乎总在和公众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当事官员使劲捂,事故处理百般拖;官方调查无人信媒体曝光处处闻。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重大事故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后真相"现象的根源及本质

作为一种以情感高于真相、片面呈现真相、真相界定真空为特征的社交媒体传播现象，“后真相”现象生成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真相需求消解、真相真实消解和真相权威消解的真相还原困境。相仿的命名和相似的消解内涵使“后真相”概念自出现就同聚焦西方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密切关联，而西方社会“后真相”现象所指代的真相还原困境早在其命名行为前就已出现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后现代主义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剖析出西方社会真相还原困境根源于元叙事的崩溃、部分真实的虚拟景观和符号化的现实，其本质是资本主义通过知识商品化的信息霸权、景观潜移默化的统治和“真相危机”的完美罪行来掩盖其控制真相的手段；但后现代主义对这一现象的否定也消解了受众对真相还原困境的反抗，未能深入到信息商品社会化生产同信息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分析。     

技术与伦理的冲突与融合 ——算法新闻时代新闻伦理重构及对策

算法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新闻传播业的理论与实践,生产流程的外部化、参与者的多元化以及伦理事实的跨界化引发了对新闻客观性、专业主义以及媒介信念的思考,进而影响到对新闻伦理内涵与外延的重新界定。技术话语体系与道德话语体系之间的断裂与冲突激发了重构新闻伦理的迫切需求——将算法及相关研究者以及媒介、公众与政府纳入到算法的技术评估范畴,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并从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推动新闻伦理的重构,为新闻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技术与道德环境。     

对抗异化：数字时代新闻业的权威重建之路

深度数字化带来的加速效应导致了新闻业的异化,新闻权威的衰落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平台和算法在新闻业的基础设施化是瓦解新闻权威的主要技术动力,其带来的后果是新闻作为“真相标识物”的认识论地位的动摇以及全球性的公共信任危机。包括慢新闻、事实核查和介入性新闻在内的一系列“另类”实践,为探寻对抗数字新闻业异化的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在数字时代重建新闻权威的关键在于开辟一条重申新闻真实性、构建人本主义新闻行动方案、塑造新闻公众的素养与智识的专业性路径。     

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中大学生的情绪引导

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话语权不断由大众媒体向下流动,公众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而当前真相滞后、个人主观意见优先的时代特点对公众的价值判断和情绪变化造成了较大影响。大学生作为伴随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后真相”现象的蔓延极易导致大学生面对事件真相情绪失控,助长网络暴力的发生。本文旨在研究大学生在面对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时的情绪体验以及相关的情绪引导方法,以期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支持,破解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暴力情绪引导难题。     

景观的迷宫：“德波—凯尔纳之辩”与“后真相”的挑战

在spectacle一词的论述与使用中,在学术界存在着模糊地带：到底是沿用spectacle的使用者德波的“景观”概念,还是沿用凯尔纳的“奇观”概念。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两种学术进路的出现,导致了概念混乱与认知偏差。在冷战结束的全球化时代中,建立于大众传播技术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奇观”概念由于贴近实际,一度更具解释力,它助推了现代主义传播理念及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但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后真相”的挑战与全球民粹主义崛起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又重新宣告着“景观”概念的回归。“后真相”成为关乎spectacle的终极追问,“德波—凯尔纳之辩”关系到“真相”是否存在。因此,这个问题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真相”到底是否存在,或是它只是景观之一,关系到新闻的价值实现问题。     

“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

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调整了战略重点,试图将抗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确定为新的战略目标,并采取了若干对策。这一新动向是美国公共外交机构在国家安全观念及国家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社交媒体重构社会信息系统、加速"后真相"效应的判断做出的决策。美国认为,外国政府将信息武器化,借助大数据和弱人工智能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在网络空间散布误导性信息、捏造事实或选择性的数据等"假信息"来操纵舆论,同美国展开权力竞争;而社交媒体因其技术特性,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扩大意见和观点数量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接收信息的认知偏见,加剧了"诉诸感情与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后真相"效应。日趋复杂的信息环境叠加"后真相"效应令美国更难以向目标公众呈现有关美国的真相。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支点,试图通过强化对信息/网络领域资源的调动能力,回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信奉的"美国优先"核心政策理念及其本人罔顾真相的言行损害了美国公共外交长久以来奉行的准则,制造了推行这一目标无法回避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公共外交宣称"真相"的权力。     

媒体与平台的依赖关系：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

新闻媒体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关系持续且深入。制度视角能帮助考察平台新闻业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进而更批判性地分析媒体与平台的关系现状。在制度视野中研究新闻生产,其观照对象经历了从政府到平台的焦点转移。进入平台社会后,社会学制度主义侧重分析算法技术、数据指标等制度的实践和影响,媒体的平台依赖是组织同构、制度压力影响和新的合法性机制建构的过程。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媒体与平台的互动存在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其行动路径和不对称权力会影响未来的平台依赖表现。为提升制度视角在新闻业与平台关系分析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在概念界定、分析重点、解释路径、社会情境等方面做出更细致的探讨。     

变与不变：媒介裂变环境下的新闻业、 新闻人才及新闻教育

厘清“新闻业”的概念是分析和研究媒介裂变环境下新闻业的前提。“新闻业”包括三个内涵或层面,即新闻行业、新闻职业和新闻专业,前者偏重业务,中者为社会学范畴,后者为思想观念和理想期待。媒介裂变对新闻行业的冲击最大,对新闻职业的影响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对新闻专业影响不大。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媒介裂变聚合环境下新闻人才的需求以及新闻教育改革的问题。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 表征、归因及治理

从“纸媒”到“智媒”的技术之变、从“真相”到“情感”的逻辑之变,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其以情感主导真相的传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在此背景下,网络政治谣言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方面畸变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并在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借机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亟须从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治谣难题。     

以真相为筋骨、以法律为灵魂——民国名记者邵飘萍的法制新闻报道特色研究

被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民国时期名记者邵飘萍,凭其自办、与人合办或被聘担任特派记者的新闻媒体,出于"以新闻救国、以新闻替世、以新闻记者终其身"的敬业献身精神,兼因在日本学习法律、政治的学科背景,在法制新闻报道领域留下可资品鉴的法制新闻采访经验和大量渗透着法律精神的经典力作;他以真相为筋骨、以法律为灵魂,大胆质疑中国最高当权者内外政策的合法性,指斥外国列强损害中国主权/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执著践行"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以法律审视新闻事业"等新闻思想;从其娴熟的新闻素养、深厚的法律功底和超然的政治灵气中可以进一步体悟新闻学的真谛.     

祛魅与超越“：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及破解之策

“：后真相”在网络空间的蔓延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通过对“后真相”语境的分析与本质探源,不难发现其困境主要表现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遭遇减蚀;网络意识形态舆情监管面临考验;西方社会思潮觊觎我国思想文化主阵地。破解“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困境需要采取多元化、系统化的措施,以及防、导、控、疏等综合性策略：倾听民众呼声,纾解各方因利益诉求纷争而引发的网络乱象;强化媒体监管,消除弥漫在网络空间中恢诡谲怪的价值观念;提升辨识能力,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批驳各种错误社会思潮。     

新技术应用与新闻生产的形变——兼论“什么在决定新闻”

新闻业高度依赖技术,技术推动着新闻生产。从表面上看,技术进展决定了新闻生产的结构性及表达中介化特征。研究认为,新闻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背负职业意识形态的新闻生产是新闻传播专业化的表现,它经历了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三个技术阶段的历练;在社交媒体时代呈现出去职业化特征,连带将新闻生产的"客观性法则"湮没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表达中。非专业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众筹"形式、数据新闻津贴的新闻模式凸现,新闻生产的知识性特征更趋明显。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联结了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形成强大的意见生产来源;主流媒体成为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新闻生产机构。这些反映出新闻生产决定因素的变化:国家及其知识依然重要,地方性知识却不断生产;新闻政策不再光芒四射,而媒介内部政策重要性日渐降低,国家规制则是国家知识的保障;新闻生产的主体扩大,新闻生产的协商特征出现。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在博弈中双赢：微博与传统主流媒体——以“甬温动车追尾”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为例

甬温动车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微博的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主流媒体提出了挑战：新闻价值、把关人、新闻真实性、议程设置。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会影响到传统媒体的发展。在突发事件报道中,传统主流媒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做到与新媒体的互补和双赢：以深度报道凸显新闻价值;监控网络舆情,提升把关能力;关注公众的需求,加强融合报道,提高公信力。     

符号资本与老年群体的边缘化危机——基于澎湃新闻报道(2014—2017)的文本分析

中国已经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然而老年人在社会融入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危机却日益严重。单纯依赖各级政府出台各类条例、法规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只能化解表层危机,要解决公众在思想认识、观念意识层面的问题需要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符号生产过程中发挥整合作用。本论文基于符号资本理论,通过对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4年来(2014-2017)有关老年人报道的文本分析,对网络主流媒体的符号生产及老年群体的符号拥有状况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网络主流媒体的符号生产机制制约了老年人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对所需符号资本的获取;网络主流媒体作为社会重要的话语符号制造者,有必要通过呈现多元信息,给予发声空间等途径为老年人"去污",扩大老年人的话语权,从而消除他们融入社会的符号障碍。     

上海早期都市文艺先锋——《真相画报》

上海自开埠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港口城市,这其中离不开丰富的人文与物质条件的积累。1912年6月5日《真相画报》在沪创刊,成为中国最早的美术类综合性旬刊,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的美术刊物,开创了上海画报新纪元,同时亦开辟了都市文化艺术的宣传窗口。《真相画报》在其创办中所带来的全新办报理念,以及其紧扣时代脉搏的文化图像,在倡导新派艺术以提升国之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尝试,在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研究《真相画报》对构建今日和谐社会,繁荣复兴新世纪都市海派文化艺术具有借鉴意义,其全球化的媒体经营战略对当今的城市大众传媒同样具有一定启示。     

转变传统办报观念 创新党报新闻报道

传统党报的办报观念,视党报为宣传工具。新闻就是宣传,长期的宣传便形成了一种新闻写作模式,常常把重大的事实、新闻细节、新闻人物给下意识地埋葬了。好的新闻作品,需要追求新闻的视觉化与听觉化,让读者有亲临感,增强报纸的吸引力。对新闻“三贴近”的要求,传递出新闻主管部门改善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现状的良好愿望。面对激变的媒介环境提出的挑战,应该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改革,勇于创新,从满足最广大的公众利益、需求和知情权出发,为复兴传统的主流媒体开辟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