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还是学问:戴震儒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和旨归

辨明儒学的性质和旨归,是戴震从事儒学经典诠释工作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儒学是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追求思维精致、理论完备的哲学;儒家学者的使命是揭明真理和实现真理,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占有真理;儒学的价值在于学以致用、国治民安,而不在于个人的道德完善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完全自足。戴震关于儒学性质和旨归的辨析,对于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儒学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儒学现代化的一个知识论范式——以戴震为中心

在儒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开始关注知识论问题。然而,在程朱形上学的知识论中,“人心”“物理”“天理”同构导致知识并未获得独立的价值地位。伴随着儒学现代化的推进,在戴震的知识论中,认知主体存在着一个由“精爽”进于“神明”的能力提升和扩展过程;认知对象体现为“物则”“分理”“条理”等形而下的客观物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可知论的主客关系;认知主体通过对认知对象的精确审察,将最终获得“理义”的认知成果。戴震的知识论建构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个案性的范式,在今天依然极富现代性的启发意义。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18世纪前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演变 ——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某种状态"到"某一特定行为"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人们对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认识紧密相连.在政治与道德相融合下,腐败多指国家、政治或个人道德所处的某种状态;政治与道德初次分离后,腐败是尘世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状态,且无根治良方;在政治与道德再次融合下,腐败内涵复归为政治生活或个人生活的某种状态,并被打上了世俗政权与教会政权矛盾冲突的印记;民族国家兴起后,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催化下,政治与道德再次分离,腐败开始指向某种特定行为.至此,腐败概念的内涵实现了由传统认知向现代认知的转变.     

戴震早期哲学思想再认识——以《屈原赋注》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早年受新安朱子学的影响,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在思想上为唯心主义者.但从戴震早年的著述考察,他对二程和朱熹的态度始终如一.可以肯定,早年的载震与晚年一样,始终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从思想史层面看贾谊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凡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史 ,学人们总是喜欢关注其间的多元、融合的问题。殊不知任何一种思想学术在其传承流变过程中 ,对原有学说的继承与发展更多一些。正如一条河流 ,既有与异流的交汇 ,更有其自身的回曲流演。有鉴于此 ,本文从思想史角度论述了贾谊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论儒学的道德性与艺术性——一个社会思想史的新视角

从学脉传承及风格上看,庄子在某些地方比孟子更接近孔子.通过庄子来理解孔子可以发现以往较少注意到的孔子之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孔子学说的志道、据德、依仁等条目都具有艺术内涵,"知"与"命"也可从艺术的角度理解.文章认为,道德与艺术合一是儒学的最高境界,后世儒学的得失可据此评判,儒学的泛道德化可用艺术化加以平衡,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之途或在于此.     

当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观化倾向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析

哲学认识论领域"主观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使当代知识标准、来源、生产方式等发生了重大转换.就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以自然科学为基本典范的政治科学范式从鼎盛走向式微;关注政治思想史的非经典、非连续性;进入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情境.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变——基于JEL分类体系的考察

基于JEL分类体系,考察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学科地位和角色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理论的有机要素和经济学学科的核心部分,在经济学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经济思想史开始走向衰落,逐渐转变为经济学中无关紧要的部分;21世纪初经济思想史被贴上"异端经济学"的标签,进一步被主流经济学所边缘化。经济思想史的由盛转衰导致自身深陷"身份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学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一种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

正像其他人文科学的内在结构一样,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也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而且彼此间相互制约与补充,最终将史学的总体研究推向前进.响应时代的深切呼唤,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又会相对地凸显出某一支来进而成为解读现实社会和历史事实的重要阵地,这也是所有科学发展本身含有的学术价值及对社会变迁的理性关怀.文章从日常生活这一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的社会事实着手来探讨社会史的深层研究,以期真正体现出探微知著的功能,不断地将历史学的发展引向深入.     

国家治理中的派系问题研究——一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述

国家治理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追求稳定,然而,无原则的派系乱斗从古至今一直是困扰国家治理的一个顽疾。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再到近代民主的产生与发展,无不闪现着派系的身影及其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派系问题由此激起了不同时代政治思想家的思考,人们就派系的危害、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抑制方式等提出不同的看法,并认为对公共利益的背离与危害是判定派系行为的根本标准。从政治思想史来看,休谟和伯克对派系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转折,休谟不但对派系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而且注意到了派系的现代形式,伯克则从规范的意义上首次对派系与政党作出了有效的区分,从而为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政治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理由。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政治思想史”笔谈：当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观化倾向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析

哲学认识论领域“主观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使当代知识标准、来源、生产方式等发生了重大转换。就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以自然科学为基本典范的政治科学范式从鼎盛走向式微;关注政治思想史的非经典、非连续性;进入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情境。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自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传送西方,进行了文化的双向交流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就成为了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而东学西传又谈之甚少。本文主要谈东学西传中的哲学思想,就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历史,以莱布尼兹为例,展开论述儒学西传的过程和影响,随之进行反思,对其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