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驾驶汽车及其法律规制

无人驾驶汽车是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相较于传统汽车,无人驾驶汽车具有汽车行驶的自主性、驾驶人员的不特定性、技术应用的广泛性和道路设施的特殊性等特征。无人驾驶汽车的具体应用,在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对当前的交通秩序、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带来了一定风险。为研究无人驾驶汽车法律规制问题,梳理了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研发态势,总结了他们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引导经验。研究认为,无人驾驶汽车作为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要立足国情、防范风险,积极探索无人驾驶汽车法律规制的有效路径: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赋予无人驾驶汽车的道路测试权限,进一步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标准、无人驾驶系统的网络安全、无人驾驶汽车的侵权责任和保护无人驾驶汽车的消费者隐私等。     

交通肇事犯罪疑难问题探讨

交通肇事犯罪的主体为一般自然人主体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犯罪的一个量刑情节 ,而非定罪情节。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应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定以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我国刑法尚未确定过失共同犯罪的情况下 ,不宜认定交通肇事共同犯罪。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无人驾驶汽车的 法律挑战与规则完善

无人驾驶汽车对驾驶人员的替代极大地冲击了以驾驶人员主观过错为基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体系。不妨从比较法视角吸收国外立法的先进成果,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构建差别化的责任追究机制和监管机制,建立跨区域的黑匣子分析中心,通过强制保险制度和赔偿基金寻求风险规避和损害分担的“深口袋”,谨慎对待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以期实现技术创新、损害填补与有效监管的综合平衡,为我国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权奠定基础。     

无人驾驶汽车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其对策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无人驾驶汽车时代正悄然而至。无人驾驶汽车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安全隐患。近年来,各国不仅加紧推动和扶持相关技术发展,也在加快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法律法规。相比较而言,中国针对无人驾驶汽车虽然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但是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仍然处于空白状态。而无人驾驶汽车引发的诸多问题,对中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已经提出挑战,亟须更新相关法律规定。在兼顾促进行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的原则之下,应当制定针对无人驾驶汽车道路交通管理的相关规则,建立无人驾驶汽车专门服务机构,明确无人驾驶汽车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责任归属以及执法主体,可以在交通管理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技术评定机构,提供无人驾驶汽车道路交通事故的技术评定;在保险制度方面,应更新现有的强制责任保险,扩大受益主体,调整赔偿比例,提升赔偿金额,可推行车内人员伤害保险制度,创设设计者责任险新险种,从而有利于更加及时高效地对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     

无人驾驶汽车的伦理困境及法律规制

结合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在实践领域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聚焦伦理难题在应用领域的法律问题投射,总结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现存的法律缺位。基于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关联性与递进性,从伦理和法律两个角度对无人驾驶汽车引发的问题进行诠释。建立机器学习规则框架下合理的伦理规约,提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制的建议,即完善与现行法律的衔接、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加强立法与专业技术的结合、保证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以期推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法律规制的完善。     

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焦点.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极不统一.为了更好地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消解学界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定性的纷争及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的理论问题,统一司法实践,最佳的选择是修改刑法,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单独定罪,在刑法中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研究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刑法问题,引起了法学界有关此类问题的争议。为了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不少国家的刑法都对器官移植所引生的一些犯罪问题进行了明文规制。我国应当在刑法中增加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并相应地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与立法内容。     

铁路交通灾害致灾管理因素分析

通过对造成铁路交通灾害的人、车、环境、管理四大因素中的管理因素的专门分析,为铁路运输安全职能部门及相关人员提高铁路安全运输水平提供一条有效的思路和途径。     

交通事故所致急性心理创伤症状与羞耻感的特点

目的:了解交通事故所致心理创伤症状与羞耻感的特点,为临床心理医疗提供理论基础。方法:对90例车祸伤的病人采用生活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ISE-R)、解离性体验量表(DES)和羞耻感量表等自陈式工具,于创伤后7天内进行评定。结果:个性羞耻与AI,侵袭性症状、回避症状与解离体验显著相关;行为羞耻与回避症状和解离体验显著相关;躯体羞耻与解离体验显著相关;家庭羞耻与解离体验显著相关。结论:交通事故所致急性心理创伤症状与非急性心理创伤组相比,心理创伤程度更严重,骨科医师在治疗骨科疾病的同时也应该重视PTSD的发生及其防治,以保证病人较快恢复健康,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多方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思考

对于涉及多方车辆交通肇事的审理,司法实践部门应从刑事法逻辑规则出发,准确判断涉案各方行为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进而定罪量刑,而不应简单地以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依据做出刑事判决.当涉及交通肇事的多方车辆成立同时犯时,应遵循“责任自负”及“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判定各方刑事责任的承担.     

新刑事诉讼法下检察工作面临的挑战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强化了检察职权,给检察工作的开展既带来了诸多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工作负担的空前增加、诸职能和角色间的冲突、公检法司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口供的稳定性削弱将是新刑事诉讼法下开展检察工作时不得不正视的宏观不利制度环境.对于这些挑战,检察机关应有清醒的认识,早作谋划应对,方能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     

网络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

"药家鑫案"的群情激奋、"江歌案"的全民声讨,层出不穷的网络暴力事件一次次给我们敲响警钟。立法上入罪标准的不明确、司法上的诸多障碍使得一些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仅被定性为民事侵权,无法从根本上震慑、惩罚网络暴力行为。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和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从完善立法和严格司法两方面入手,发挥其重要作用。     

试论刑法上的占有

文章研究刑法上占有的性质、意思、事实、标准与合法性等问题,并指出刑法与民法上占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观念上的占有,刑法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观念化趋势,而在于刑法与民法在责任价值上的差异,民法通过占有奠定起诉权基础,而刑法界定占有以保护财产秩序。刑法上占有标准的界定,应当引入其他法律制度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界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提供依据。     

论刑法中的对象

刑法中的对象即行为对象,它是实行行为所作用或影响的、并有可能体现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合法权益属性的人或物。行为对象与犯罪客体不是表里关系,作为行为对象的人和物只能与行为一起构成客观事实,它是犯罪客体的判断对象。行为对象不是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而是选择要件,在体系上它归于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件。     

论交通肇事罪的司法适用

交通肇事罪刑法条文规定与司法解释及刑法理论存在冲突。结合交通肇事罪的定罪与量刑,本文认为交通肇事罪不应存在共同犯罪。在自首的问题上,应适应不同的量刑档次,分别不同情况确定是否适用自首。对交通肇事行为如何定罪,看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     

浅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对规范刑事法治、防止刑罚权滥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当秉承“严而不厉”思想.刑罚的谦抑性要求有限度的适用刑罚,并且应避免过于苛厉的刑罚.民事纠纷的刑事化现象,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加重了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不符合刑罚的谦抑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