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宿舍：企业社会责任还是经济理性——一项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

与以往仅从政治权利视角研究劳工居住不同,本文以珠三角企业调查资料为基础,从全球资本经济逻辑出发,在探究了劳工居住的资本主导型背后的逻辑后认为,企业为劳工提供住宿,是在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的情况下,对劳工进行生产控制的竞争策略,是企业经济理性的产物。     

浅析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德育功能

大学生宿舍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本文着重介绍了大学生宿舍文化的特征及其德育功能,并且就如何加强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出了一些见解.     

韩国的外国劳工政策

韩国的外国劳工政策规定,除了专门技术人才外,禁止雇用简单的技术工人,并坚持以研修生的身份引进劳工的原则。从外国劳工政策的实行过程来看,从1 991年1 1月开始,进军国外的韩国企业为了提高在当地雇用的劳动者的技能,实行了外国劳工产业技术进修制度,并逐渐演变成政府层面的正式的外国劳工政策。根据该政策,产业技术进修资格是一种特定的居留资格,目的是为国外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把劳工送到国内企业学习技术提供方便。政策规定外国劳工数量必须控制在韩国国内企业工人总数的1 %以内,外国劳工的进修期限为3个月。1 993年4月韩国正式实行了外国…     

浅谈宿舍环境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在大学期间,每个人都要在寝室中度过大学时光.渐渐的大学生把寝室当作异地的“家”.宿舍成员生活习惯,性格,思维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和谐的宿舍环境不仅有助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更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试探高校学生宿舍文化的构建

长期以来,高校学生宿舍文化的重要性在实践中没得到应有重视,以致高校学生宿舍文化在发展中出现边缘性倾向。从现实和趋势上审视,采取有效措施,构建丰富、健康、和谐的宿舍文化势在必行。     

学校宿舍管理员:学校社会工作者介入高校的新角色

当前学校宿舍管理员的职责就是管理宿舍学生的纪律、确保学生的安全,缺乏人性化的服务。随着高校管理改革的推进,"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被提了出来,新型宿舍管理员更要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对学生给予关心和帮助。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出现使问题学生的困难有了缓解的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向学校社会工作者求助容易使受助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为此,本文分析了学校宿舍管理员和学校社会工作者在角色上的融合与各自的优势,提出由学校社会工作者担任学校宿舍管理员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成长。     

宿舍与车间的空间政治——上海外来女工生活体验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外来女工在车间和宿舍的生活体验之叙述,指出车间内的主、副制度和空间位置对女工的影响,并指出宿舍是车间空间政治的一种延续。同时,宿舍和车间的空间政治能重新锻造外来女工的习性和兴趣等。     

宿舍与车间的空间政治——上海外来女工生活体验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外来女工在车间和宿舍的生活体验之叙述，指出车间内的主、副制度和空间位置对女工的影响，并指出宿舍是车间空间政治的一种延续。同时，宿舍和车间的空间政治能重新锻造外来女工的习性和兴趣等。     

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基于话题模型与社群侦测的大数据分析

基于“网络与文化”和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本文指出网络场域与所沟通的文化内容之间存在互构关系。本文使用话题模型分析了关注劳工议题的用户所发布的51 288条博文,结果显示,劳工话题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文化与公益、工人的困境与问题、维权行动与工人组织、制度与劳工权。对用户间互动模式的社群侦测揭示了5个主要社群,结合社群关注的议题,作者将其称为：工人家园社群、工人维权社群、工人文化社群、劳工制度关注社群、工人权益关注社群。本文进一步指出劳工研究领域的两个新趋势：（1）随着新生代工人群体的壮大,工人文化与城市融入等议题受到较多关注;（2）微博促进研究者与劳工组织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后者从制度层面反思工人的境况。最后,本文讨论了大数据分析在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研究中的应用。     

高校宿舍管理权和大学生隐私权的博弈与衡平

以往被视为神圣象牙塔的高校中,近几年牵涉大学生隐私权的案例频发,其中高校宿舍管理权和大学生隐私权间的冲突更加愈演愈烈。基于"以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只有厘清高校宿舍管理权的法律属性,确认大学生宿舍住宅权,切实保护大学生的隐私权,才能圆满解决高校宿舍管理权和大学生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论工会对农民工劳资关系之协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备受关注。农民工维权的道路异常艰辛,劳资冲突的形式复杂多样,双方博弈的结果令人堪忧。在寻求解决冲突的路径方面,工会组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工会作为农民工维权载体的可行性论证中,工会的内涵揭示其保护工人权益的本质,彰显其壮大工人维权的力量。深入剖析现代西方工会职能,在批判中借鉴,在发展中重构我国工会运行机制,相信我国工会组织在制度创新中一定会成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缓解劳资关系紧张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general survey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分析(英文)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新时期工人状况的社会学鸟瞰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本文从社会结构性视角探讨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讨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对工人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劳工的组织化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劳工阶级的出路在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工人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正义的根本途径。就劳工问题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上述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