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贸易复兴

新航路开辟之初,旧商路贸易虽然遭到较大打击,但并没有自此一蹶不振。事实上,旧商路沿线国家积极应对新航路的挑战,努力维护旧商路上的贸易和国家利益。威尼斯、埃及采取外交、军事等行动试图阻止葡萄牙垄断印度洋贸易;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地区作战,并实施了一系列振兴旧商路贸易的措施。由于旧商路国家的这些措施以及葡萄牙的衰弱,旧商路于16世纪中期又重新复兴和繁荣起来,并与新航路并存、竞争,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经济的繁荣。     

清代徽商在江西鄱阳县石门镇的活动

关于明清时代江西的市镇,此前学界对四大名镇(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和吴城镇)的研究颇多,但对于省内其他市镇之探讨则相对少见。本文聚焦的佚名抄本,主要反映了徽商在皖赣交界处石门镇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鄱阳县石门镇与徽州府婺源县的土布贸易及相关纠纷,乾嘉时代江西北部和东北部一带的低潮银问题,以及在当地围绕着兴建徽州会馆而引发的诉讼,等等。因有关石门镇的史料相当罕见,此一文书抄本为我们展示了徽商在侨寓地贸易的诸多侧面,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清分家阄书所见徽州典商述论

分家阄书是研究徽州典商的重要史料。从存世的徽州典商分家阄书看,徽州典商主要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属大资本商人,身份复杂多重;徽州典商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业资本,典商的兴衰是徽商兴衰和明清金融市场变迁的共同结果,并非咸同兵燹所导致;徽州典商多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这种分家方式是徽商激励机制之一。     

从程图、路引看明代镇江交通

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城市繁荣，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商业的兴盛及人口的剧增都迫切要求改善交通状况，以适合商品流通加快及士商行旅外出方便之需。同时类似于交通指南的各种程图或路引不断问世，成为土商行旅的必备之物。如刊于天启六年（1626）的《天下路程图引》（西陵漪子辑）及刊于崇侦八年（1635）的《天下水陆路程》（徽商黄汴编纂）等都是珍贵的明代交通指南，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镇江地区的交通情况。镇江是明代著称全国的33个工商业城市之一，地扼长江、运河之汇，自古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     

从新发现的民间文书看清代漕运实态——基于《李泰远抄本路程》的考察

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书《李泰远抄本路程》,内容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记载清代乾嘉时期池州帮漕粮从铜陵大通镇经长江、大运河转运到通州的相关路程，沿途的关津渡口、商业市镇、风俗物产、衙门机构，以及漕粮兑运、漕运轮值等方面的情况，漕运中头舵、水手等群体的津贴，相关的敬神仪式，漕船的检修、洗仓、回空、关钞、水脚等规例，折射出乾嘉时期漕运的实际运作情形，弥补了传统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     

瑶族《盘王歌》的最早抄本

1987年在湖南江永县发现了新的《盘王歌》抄本。抄本187页,32段歌词,末页书:“龙飞乙丑年3月20日抄成。户名富贵、金进、有元、明成、万耀、荣昌。”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抄本。它何以为最早抄本? 一,“龙飞乙丑年”应是1265年,比一般认为最早的抄本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抄本要早170年。“龙飞”是个特殊的年号。“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历代封建王朝都以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因而把龙字专门用在皇帝所用的东西上,如皇帝所穿的衣服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早期世界市场与中国海外贸易

16世纪初葡萄牙船队首航广东,开通了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贸易的商路,于是使中国由海道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对外贸易开始发生变化。在此后三百余年间,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及商品结构和贸易政策,都直接受到正在形成中的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早期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大与中国海外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探索。     

清前期淮南盐贸易中的岸商

岸商是在清前期淮南盐贸易中为扬州运商处理江西、湖广公共口岸盐务的代理商.岸商出现的经济原因和经营条件、业务往来和信息传递、销售模式和营销策略充分体现了岸商的特征:岸商的出现是运商基于市场交通通讯条件作出的经营选择;岸商经营受到食盐专卖的制度约束;岸商需要遵守委托代理的商业规则;岸商是自负盈亏、灵活自主的经营主体.岸商是在国家专卖制度之下,依赖市场状况和商业规则而自主经营的商人群体.由此揭示出清前期官督商销的食盐贸易实际运作,是在官府监督下由不同盐商进行自主经营的体系.岸商的经营活动也说明,他们对运商具有强烈的依存关系,随着扬州运商的兴衰而兴衰.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18世纪扬州花、雅演剧考论

18世纪扬州演剧的繁盛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昆曲的复苏。二是花部的勃兴。其主要贡献也有两点:一是官与商的合力为演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舆论支持。尤其是发生在18世纪的康、乾的九次南巡为盐商的豢养家班和演剧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使得当时的扬州在演剧频度、演剧水准、舞台行头设施和戏班规模等方面均处于一个其他地区无法超越的优势地位。二是与交通优势、徽商崛起以及徽班横行相关联,扬州在昆曲传播、技艺融合以及新剧种形成方面也卓有贡献。     

内助之功:论明清徽商妇对商业的贡献

明清时期徽州商帮富甲一方,享誉天下,徽商取得巨大成功离不开背后徽商妇的贡献。徽商妇通过佐夫起家、主持家政、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等方式为商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徽商妇为徽商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包括生活艰辛、空守门庭、守节扶孤等。为此,徽商妇也收获了家人感怀、政府旌表、青史留名等精神回报,但这种回报具有历史局限性。     

百苗图各抄本所见印信研究

《百苗图》是研究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图志文献,目前传世抄本众多,最早的抄本可以上溯到清嘉道年间,最晚的抄本则迟至20世纪中期。若能按时间顺序,就其所书和所绘内容做系统对比,就不难发现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演变的基本脉络。若要准确考定各抄本的传抄时间和地理位置,书中所见印信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佐证价值。遗憾的是,传世的各抄本中,仅有一部分保留有印信。这些印信大多为篆文雕刻,加上复印件和出版版本印文不免模糊难辨,因而识读和考证工作难度很大。但通过认真识读和考订,大多数印信印文,基本可以考明持有者的人名和身份,所获信息可以为考订相关各抄本的传抄人、传抄时间、传抄地点提供有力的证据。     

九江开埠与江西区域中心市场的形成

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赣江——大庾岭商道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江西呈现以赣江为纽带的南北两极过境贸易的繁荣和沿江口岸的兴起。五口通商和九江开埠,改变了江西市场传统格局,全国市场由以运河为主干的南北大通道,转为长江、沿海交通为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原来处于江南过境贸易南北进出口的赣南与湖口,由于全国市场格局的改变,以及长江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两极开始弱化,代之而起的是以江西北门户九江的兴起与繁荣,以及南昌作为江西区域中心市场的形成。     

清代"京羊路"交通运输条件分析

京羊路是以归化为起点、以北京为终点的以活羊为主要运输物资的牲畜运送交通线,在传统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北农耕民族商贸道路的基础上形成,至清代已成为拥有多条线路、多个贸易点以及多种商品流的要道.这条商路主要运送的物资为活羊,故京羊路在交通线路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运输方式与障碍等方面与一般交通线有很大不同,并且在蒙汉贸易、民族交流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苗族《开亲歌》与数学

《开亲歌》是苗族十二路酒歌中历史最长、篇幅最大、内容最多、流传最广的一路。它流传的中心地区是贵州黔东南的黄平、施秉、凯里等,这些地区几乎家喻户哓,无人不会唱。 数学几乎是伴随着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劳动而产生的。过去苗族同胞是如何应用数学的呢?在《开亲歌》一书中有一鳞半爪的反映。其一是歌棒上的刻木记数,其二为降聘礼过程中的算术四则运算。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广结善缘,"立体"交往;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乃至在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徽商心理终结。以此认为,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文章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晚清民国中文期刊所见西藏茶叶贸易问题研究

随着英印殖民地的建立和印茶崛起并蚕食边茶市场,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印茶在西藏的贸易问题,各类期刊中涌现了大量有关西藏茶叶贸易问题的报道。20世纪初,削减茶税、体农恤商等“挽救利权”的诉求也随之出现。1930—1939年,民族危机加深,复兴茶业与民族危亡和边疆安全休戚相关,关于边印茶叶之争的相关报道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期刊文本显示,在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边茶的双重属性出现改变,体现了边茶由传统“治边”之用逐渐转变为“御边“”兴边”之用的历史演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否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收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性，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高质量发展收敛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俱乐部收敛和条件收敛效应；分地区来讲，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收敛效应最强，下游次之，上游最弱，分城市规模来讲，超大城市收敛效应最强，大城市次之，特大城市最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收敛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并且高速铁路建设的作用强于公路设施建设的作用；分地区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下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收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中游地区则存在抑制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无论是公路设施或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收敛效应的作用。     

明代通俗小说中慕色徽商形象的文化解读

明代通俗小说中涉及徽商贪慕女色的篇目较多,多类型慕色徽商形象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首先是徽州重商、早婚习俗的影响。过早的娶亲外出经商使青年男子对女色难以抗拒。其次是晚明纵欲之风的影响。在时代享乐风气的影响下,缺少文化修养的暴富徽商大多重金狎妓。再次是小说家的渲染与再创作。明代一些小说作者已经具有高度自觉的独立创造意识。明代小说中刻画的这些慕色徽商形象,已经明显淡化了过去小说对商人慕色行为的惩戒色彩,代之以宽容和羡慕,成为透视徽州文化和明代社会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