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预期收入与中国的“收入—幸福之谜”

基于中国最大的民生态度调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等相关变量是解释“收入—幸福之谜”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幸福感作为一个主观变量,更关键的是其会受到个体对环境变化预期的影响,即预期收入(而非总体收入或绝对收入)是影响和决定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预期收入越高,其减少“很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概率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对居民总体、还是不同异质性群体而言,该结论均较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提升国民的预期收入,能有效克服“收入—幸福之谜”效应。为此,应提倡政府不断强化预期管理,弘扬和践行“中国梦”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和理想信念,提高社会预期和经济预期。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收入水平、不平等感知与主观福祉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规范视角分析了不平等感知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对不平等的感知越强,其主观福祉越低,且这种不平等厌恶主要存在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更加关注社会差距问题,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不平等感知;伴随着不平等感知越强,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也越高。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不仅要完善客观收入分配结构,更要重视居民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感知,加强有效信息的及时公布,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此外,三次分配在中国有较良好的群众基础,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补充作用。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北京市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研究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发现这20年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与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休闲时间差异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休闲时间越短;受教育程度越低,工作时间越短,休闲时间越长.群体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带来时间经济价值的不同,从而导致休闲时间的不平等以及收入的不平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另外,受教育程度低群体的休闲时间主要来自于无业群体的非自愿休闲,从而拉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休闲时间的差距.     

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探究

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个体数据和相应所属省份的部分宏观经济、环境数据相匹配,借助有序Probit回归,就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表明：增强环境规制,可直接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具有较长期效应;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间接增强居民幸福感;区别不同群体居民,环境规制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增强环境规制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低社会地位群体和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相较门槛值,环境规制力度仍有较大的强化空间。     

收入差异下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及影响机制

基于2005-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四次追踪数据,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基于收入差异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变动趋势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由收入差异导致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呈收敛趋势,符合年龄中和效应理论;第二,身体失能是年龄中和效应存在的关键原因,身体失能比增龄在缓和由收入差异导致的心理健康不平等中的调节作用更大;身体失能降低了收入对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作用;与低失能老年人相比,在高失能老年人中基于收入差异的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的收敛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应推动全人口、全周期健康管理,提高低失能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完善高失能老年群体的心理慰藉服务体系和社会功能补偿机制。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out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measured by state-level Gini coefficients from the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and individual behavior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from the 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 (BRFSS) for 2006 through 2014.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health insurance status, year trends, and state fixed effects, income inequality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ith behavior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including heavy drinking, obesity, exercise, diabetes, heart attack, heart diseas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depression, and often the impact on low-income individuals is slightly smaller than on the high-income group.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conomic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erve to also address some of our nation’s most troubling health statistics.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感悖论”:短时期内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水平与幸福感都正向相关,而在长期背景下,经济增长并不会显著提高整体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横跨十年的全国代表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了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研究发现,虽然在短时期内,无论是家庭人均收入还是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都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内(2003-2013),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     

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本文辨析和检验了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表现形式及其对公众容忍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客观收入差距对公众容忍度并无直接影响，而感知的收入差距越大，对不平等的厌恶倾向越明显。但客观差距大并不意味着个体感知到的差距大，感知偏差及情境分割效应的存在，区县而非省级、时下而非过往的收入差距状况更易为个体所捕捉和感知，进而对其容忍度产生间接影响，且这种情境传导效应及对客观差距的感知程度在不同群体间有明显差异。这一结果为我们理解过大收入差距与较高容忍度共存的反差现象提供了基于分配结构异质性的观察视角和情境反应在地化的经验解释。     

论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

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学术圈与媒体热议的话题。但收入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只是基于人们伦理和价值观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判断,基尼系数既不能回答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问题,也无法预言哪些群体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通过对北京居民公平感的实证研究说明20年来北京市居民的公平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有所增强也有所区别。在贯彻党中央"提低,扩中,调高"的公平目标时,政府的主要工作既包括规范和整顿市场分配秩序,同时也应在调节贫富差距时防止产生新的分配不公。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Context, Contacts, and Social Trust in Canada

How do conditions of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affect the sense of solidarity with each other that is manifested as social trust? This article brings together the literatures on racial heterogeneity, inter-group contact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o test and enrich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rust. It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city and neighborhood context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their moderating effects on social trust.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fluence of a city's level of ethnic/racial divers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s conditioned by inter-group social ties and experiences of discrimin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ighborhoods, racial diversity of cities no longer has an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trust in others. However, income inequality at the city level interacts with experiences of discrimination to undermine trust. Public policies aimed at improving social cohesion would benefit from considering the joint impa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that regulat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hence shape inter-group relations.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伦”字及其含义究竟属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构成方式,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存有许多重要而未尽的讨论空间。作者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重要思想家及社会学家的见解,尤其是他们对“五伦”的认识,以此廓清“伦”的社会学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接着通过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比较与对话,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公理、相关定理及其现实社会运行与变异。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有助于明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