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理解与适用——以《2022野生动物解释》为分析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2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新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定罪量刑标准以及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性质。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该司法解释，本文解读了相关规定。在“名录+核准”的双重标准下，本文明确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最新判断依据，分析了“数量标准到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同时本文认为基准价值过低会产生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针对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本文细化了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估的内容，为执法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确立与完善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自2021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罪名。该罪的确立,不仅能提升罪名的公众认识度和司法适用便捷度,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原罪名是否需要数罪并罚以及在罪名选择上的困惑和难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经过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性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的定性,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认定等争议难点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应通过类型化规定进一步明确经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性质,明确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是野生动物制品,并优化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推定过程,以进一步推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科学性和完善性。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多维解释与法理完善——基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保护视角

2022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明确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适用该规则,要厘清野生动物犯罪保护的法益,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生存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章对《解释》遗留的诸如条款解释不够明确,不能对新发现物种给予及时的保护,对未确立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中平台责任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定罪量刑应当确立综合评判标准;结合考量行为实质危害性,维护合法人工繁育动物交易市场的同时,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平衡。     

基于物权法的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研究

针对我国是否应在物权法中规定"野生动物资源专属于国家所有"之争议,在比较分析德国、瑞士野生动物先占制度与俄罗斯野生动物国家所有两种所有制之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现状,提出了我国多元化的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制度之构建:从国家性质、生态平衡、生物安全性等方面阐述了以国家为主体的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之依据及有效实现方式,分离国家民事与行政双重职能与合理定位国家所有权;从公益的维持与实现需要社会个体的参与和协作、驯养繁殖之野生动物之特性、权利义务相一致之法理及吸引私人投资等方面论述了创建私人所有权之依据及实现方式——转让、狩猎、驯养繁殖、合同约定。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存在不少问题 ,包括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明确 ,野生动物保护等级制存在弊端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严重 ,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凸现出法律漏洞 ,消费野生动物行为没有法律规范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操作性不强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漏洞很大 ,承担保护野生动物主要职责的森林公安队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等。针对以上问题 ,必须明确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 ,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立法保护“动物福利”,立法禁止消费野生动物 ,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 ,加强对野生动物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 ,明确森林公安机关的独立执法地位。     

以"生态文明"理念重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思考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切入口

世界卫生组织经调查后公布新冠病毒源自动物而非实验室制造,且未找到中间宿主.为防范风险,我国迫切需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食用野生动物追责难、与刑法衔接不畅、盗猎洗白现象,相关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为防控疫情,科学设立野生动物禁食制度、突出公共卫生防疫内容,建立科学的驯养制度,加强与刑法有效衔接,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践行"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刑法解释的限度到底是什么——由一个司法解释引发的思考

晚近的相关司法解释把《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包括造成严重污染环境之危险的各种情形。从刑法解释和确定刑法文义的基本原理来看,这一解释显然意味着文义解释的崩溃。从形式上看,这一解释虽然遵循了目的解释的基本原理,但实质上是对目的解释的滥用,并且映射出把刑法与刑事政策之基本功能等同看待的思维方式。这一解释结论虽然对有效惩罚环境污染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它突破了文义解释这一刑法解释的基本界限,对刑事法治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因而应当由刑事立法来代替。     

20世纪后半期美国郊区的低密度开发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

美国城市郊区的低密度开发侵占了大量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并对其造成了分割碎化,而郊区住房开发还对湿地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从而威胁了野生动物的生存。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美国国会通过了《濒危物种法》等一系列法律及其修正案,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各州地方政府以及私人组织也先后采取了诸多保护措施。虽然经过艰难曲折和不懈努力,保护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美国濒危物种种类的数量依然不断增加,野生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依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论我国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规定及其完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关涉的犯罪包括可以直接进行理论解释的犯罪和需要修补、增设的犯罪两种情况。通过刑法解释,《条例》第25条"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刑事责任不能全部在刑法中得到回应和落实,因而无法做到全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而,我国刑法需要增设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刑法条文,修正增补的方式可以继续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补这方面的犯罪既可以严密刑事法网,又有利于刑法典与附属刑法之间保持协调,同时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法典规定保持一致。     

比较法视域下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完善

对动物资源进行刑法保护,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国外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富有特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从比较法的视域加以研究,剖析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不足,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是有效保护我国动物资源,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路径。     

刑事法视野下的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探析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专章,有限承认了部分公诉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同时也规定了其程序.藏族习惯法注重和解,刑事案件借助"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在刑事法视野下审视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可发现二者之间冲突与契合并存.如何通过地方性立法,引导其逐步走向法治化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维护法制统一、藏区社会治安稳定,推动藏区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并重的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了具体规定,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充分帮助权及被害人获得完整律师帮助权和上诉权方面分析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的完善有一定意义。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行为刑法已经出现危机,表现为犯罪圈不断扩大、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罚效能低下、重新犯罪率不断提高等。危机原因在于理论根基不牢、不考虑犯罪人格。应将单一犯罪行为本位的行为刑法,逐步转向以犯罪人为规制对象,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的人格刑法。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刑事执行法》立法刍议

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为刑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具功能,鼎足而立,又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执行的规定分散而且粗略,必须单独立法才能解决统一、完善行刑制度和体现现代行刑思想两大问题。在刑事执行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对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修改调整,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近代西方刑法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刑法的影响

近代西方出现的全面、激烈、持久的刑法学派之争,推动了西方各国刑法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进程。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刑法思潮开始传入我国,成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刑事立法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刑法的近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彻底否定旧法的同时,对西方历史上的刑法学理论也全盘予以否定,从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对中国刑法的直接影响被切断。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刑法学说再次传入中国,并全面冲击和推动着中国当代刑法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充分借鉴、吸收了西方刑事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合理内核。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西方刑法思潮对我国当代刑法及刑法学将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实证主义思潮对刑法学的影响

刑法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其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想对刑法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受前者影响,诞生了刑事古典学派;受后者影响,诞生了刑事实证学派。两大学派交相辉映,构成了刑法基础理论,共同推进刑法学的发展。本文拟从实证主义思潮入手,考察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对刑法学发展的影响。     

为“先刑后民”正名

"先刑后民"是指一个案件中同时有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时,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对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原则。其来源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对比刑事和民事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证明标准方面的不同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为"先刑后民"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