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定位现代道德的开端

针对李猛有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讨论,本文力图指出,自然状态不仅仅是一个人性冲突状态或法权矛盾状态,而是具有某种积极的道德意涵。这集中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上。正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原初缔约环节,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自然权利不完全是一项主观权利,它同时还带有传统客观法权的正当意涵。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凭借国家权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然性”又意味着它并不是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本身。人的自然并不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而是有其形式,并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或正当,参与到政治生活的构建之中,这构成了现代思想不得不去回应的难题。     

公民社会：一个概念的历史考察

纵观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理论内涵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在古代，公民社会是一个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家开始提出一种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观，而在现代，人们又开始用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公民社会的内涵。     

个体、财产与自由——“自然状态”学说之于现代权利观念的意义

"自然状态"学说是现代自然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产生以来对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就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成为其基石。"自然状态"是相对于"社会状态"而提出的,主要是指人在社会状态之外,在没有法律约束情况下的一种状态,是人之本性的展示,因而,"自然状态"的具体内容将决定人类政治社会的建构。在现代自然法思想中,"自然状态"不仅将个体从封建等级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个体以自由之身,而且还强调了人之基本权利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人权的四维透视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因而也就构成和人类自身伴生,不断为人类反思和探寻的永恒问题.人权即是自然人权、社会人权、法定人权、实有人权四者的有机统一.自然人权,是指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根据需要而产生的各种欲望、理念,是人的主体性的观念表现;社会人权,即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当和实际所享有的权利,受特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定;法定人权,即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确认和规定的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实有人权,即法律规定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做到的,也就是人实际享有的权利.     

政治的中立性——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解读

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洛克以自然状态下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本性为逻辑前提,借助于社会契约的学术范式,建构了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确保个人自由平等的中立性国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自然权利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新自由主义诞生的标志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使用方式预设了原初状态中的签约者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利,这种先在的权利植根于人的一种自然的道德人格能力。人在道德人格能力上的平等使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建立在一种自然权利的根本预设之上,这一根本预设就是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一预设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一种自然权利论特征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主义。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再思自然权利自由主义之基础

自然权利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流派,亦深深影响了西方的宪政发展,当中最主要的人物乃洛克与当代的诺齐克。本文探讨作为此流派的政治道德基础,即自然权利,主要的探讨对象为洛克及诺齐克的自然权利论。文章主要研究自由的自然权利及财产的自然权利,并提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权、财产权甚至可能有福利权,但这些权利都不是所谓的自然权利。文章重申,反对自然权利并不意味反对权利本身,反对自然权利更完善的做法是发展出合理的权利论,而这有赖能否建构合理的价值论。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

法国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反思。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是社会范畴受到关注和社会学说的兴盛。圣西门接续了孔多塞和观念学派创立“社会科学”的努力，探索“社会生理学”。他摒弃了启蒙时代盛行的抽象个体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他把社会视为有机体，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应相互协作，构成和谐的统一体。他还强调了欧洲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初步设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法国从革命向社会重建的重要转变。它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科学地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尤其在行动时要保持清明的理性。     

传统的变革与个体的重构:鲁滨逊的出走、改造与重返

笛福是现代早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第一部小说《鲁滨逊·克鲁索》,不仅仅是在叙述一个大航海时代的冒险故事,也是在为现代早期个体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条出路。本文通过解读鲁滨逊的出走、改造与重返,分析并讨论了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现代早期的人性面貌和精神危机。本文认为,在基督教传统无法安顿人心的时代,笛福试图在理性与启示之间,重新寻找一条自我治理的良知之路。理解笛福及其对传统资源的利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及现代个体主义的真正意涵,而且对我们重新回到中国个体问题兴起的语境中探索中国社会的路向,具有重要意义。     

李大钊哲学思想的演变及其意义

面对近代中国空前严重的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 ,在探索启蒙救亡的革命实践中 ,李大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李大钊前期哲学具有鲜明的唯意志论特征 ,它崇尚意志自由、斗争创造和群众意志的历史创造作用 ,其中的合理因素被批判地融进了李大钊后期所信奉和宣扬的唯物史观之中。李大钊对唯意志论的扬弃、超越和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中的一次伟大变革 ,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政治与社会——基于对《论法的精神》的诠释

本文以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社会学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论法的精神》,借此澄清从现代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学科转换。一方面,孟德斯鸠借助对法的重新定义,将政治科学的视野拓宽到政府之下的社会,从而推动了从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过渡;另一方面,通过澄清政府的原则与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的关系指出,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并不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或附属领域,而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来看的整个社会,甚至还超出了社会。借此,我们希望突破当前社会学重视社会,轻视政治的学科思维。     

Harre'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ocial Scientific Critique

In his article, “Saving Critical Realism,” Harre (2009 ) relates his revis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a social philosoph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society, and to a political philosophy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freedom and reform. I argue that hi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st upon an individualistic sense of society and freedom. I demonstrate that his individualism is factually and politically untenable. (I shall not comment on hi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lthough the errors in 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ies make it suspect.) I counterpose an alternativ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are based on a structural model of society, freedom, and social change. My critique demonstrates how social science can adjudicate claims of structuralist vs. individual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also argues that social science must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political ideals of freedo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f these are to be vi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