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

法国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反思。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是社会范畴受到关注和社会学说的兴盛。圣西门接续了孔多塞和观念学派创立“社会科学”的努力，探索“社会生理学”。他摒弃了启蒙时代盛行的抽象个体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他把社会视为有机体，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应相互协作，构成和谐的统一体。他还强调了欧洲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初步设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法国从革命向社会重建的重要转变。它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科学地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尤其在行动时要保持清明的理性。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道德个体的孤独与道德权威的尴尬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生活,无论是鼓噪道德正在复苏,还是惊呼道德已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无不表明我们的社会道德已陷入异常的困境,集中表现为道德个体的孤独与道德权威的尴尬.道德个体的孤独反映的是一种内指型道德困境,而道德权威的尴尬意在表达一种外指型道德环境资源困境.积极向外寻求依托制度伦理的力量以加强外指型道德环境资源的权威性,从而解决内指型道德个体的孤独,最终实现道德个体与社会道德博弈中的互惠共享,增强道德的力量.     

现代生命的“社会化”图景

齐美尔在与康德的对话中提出“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将社会学确立为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探究现代个体如何与周遭世界产生联系并由此构建自我。齐美尔通过对比古今社会化形式,进而得出对现代生命内在困境的基本洞察。面对现代世界的外在化和碎片化的生活感受,他并未完全采取康德的思路--用认知的方式构建统一的世界来解决主客体冲突,而是参照歌德的生命观,提出一种介于康德与歌德之间的生命学说,使个体能从自身生命的根基生长出与世界的深刻关联,在生命直观之中达成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和解。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查田运动第一次将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后又沿用至1946年以后解放区土改和1949年以后全国性的土改实践之中。以往学界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动员论视角下的地方史解读,而对量化阶级标准缺少足够的关注。重点关注前者的学者,往往又集中于单纯的政策讨论层面因而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并试图以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重要历史担纲者王观澜为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其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以及革命历程的详细梳理,呈现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为基础去勾勒其在土地革命中的“算阶级”的实践轨迹。同时通过再现置身于土改运动中的共产党“技术干部”对待理论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考察蕴含在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土改实践脉络中的一系列内在局限,并尝试去揭示这些局限的历史根源。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类学学科领域从传统的部落社会研究扩展到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两位人类学家为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本文梳理了这一过程的学术史,认为是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发现“乡土”社会。两人都对文明社会研究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拓展：在处理社区多样性方面,费孝通使用类型比较法,雷德斐尔德则提出了乡村-都市连续统模式;而在纵向社会结构方面,两人都提出类似的城乡一体的整体社会结构模式。本文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评述。     

“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 “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以美、日为借鉴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尝试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论述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有关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现代儿童得以发明。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和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促成了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