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风险成本视角下违禁药品滥用的成因及其治理——以瘦肉精监管为例

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日趋严重。在论证风险成本、企业安全激励与食品安全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后,重点检视了影响风险概率与风险损失的法律环境因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承受的风险代价太低;政府对瘦肉精滥用治理效果欠佳,关键在于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约束乏力;将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风险代价,实现环境对厂商自律行为的诱导,才能构建起我国食品安全的长效治理机制。明确提出了我国对违禁药品滥用问题的治理应以加大企业风险成本作为基本理念,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的核心应围绕如何加大企业风险成本,重视改善环境条件的完备性与匹配性。     

论基层治理的组织互动与有效模式——以台湾地区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竞合式治理”为参照

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关系是制约基层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各种组织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基治理模式就是"竞合式治理"模式。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范围内,各种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增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强化政府基础性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迅速扩展。这对我国大陆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行政吸纳市场：“中国式”监管的制度困境——以保健食品为例

发达国家监管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监管是市场的补充。"中国式"监管则是行政逻辑对市场机制的全面渗透,其基于行政主导理念、非均衡结构和单向介入行为,从培育、扭曲、庇护三个维度实现行政吸纳市场。以保健食品为焦点个案论述监管制度的内在困境。第一,专业约束下的"政府背书式"审批,事实上降低了保健食品市场准入门槛,导致产业基础系统性薄弱。第二,过度管控嵌入"碎片化"监管体制后扭曲正常市场竞争,放大了生产经营活动过程性风险。第三,监管部门将事权"剩余化"下沉基层并依赖运动整治以应对市场失灵,从而抑制产业创新并庇护低水平市场主体。作为对策,必须放权到底和管服到位,通过均衡市场和监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重大风险防范的共赢。     

城市“生态治理”政策流动的一种新设计——以“宜昌试验政策”为例

如何提升城市"生态治理"政策流动的科学性,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异域"示范性"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是跳出既定政策设计思路"惯性"的变革。基于城市政策流动和德勒兹生成理论的框架,从平衡政策与自然生态关系、促进政策过程性和空间性优化、重塑了宜昌试验"生态治理"政策:以生态问题导向、强化公众参与、政治性弱化和降低典范意识为核心促进了主体的消解;利用系列设计、结构设计、弱势群体和弱势知识的交乘公式优化了生态守护政策、生态产业和资本化政策、生态科普政策;将试点经验作为政策推广的"根",以音乐模型保持两条水生态人文走廊自然与人文的律动,以海洋模型促进特色生态小镇空间的融合转化,以数学模型开发生态指标和经济指标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以美学模型拓展生态空间设计。     

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公共治理中普遍且特殊的治理形态。中国强政府的治理需求与社会资源总量稀缺存在较大矛盾,运动式治理中如何实现资源的调配成为关键问题。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案例与扎根理论相结合,聚焦出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为四个方面：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资源调配的激励构建、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和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其实现涉及多个主体间的权限划分、资源分配及物资消耗,涵盖政府资源的整合及社会资源的吸纳,以及具有相应的权力架构与制度保障。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关于做好员工人事档案“三龄一历”信息审核认定工作的思考——以H公司为例

员工人事档案三龄一历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是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以H公司为例,绘制三龄一历审核认定工作开展的流程图,并分析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基于存在的问题,提出四方面相应的解决方法。该项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效果,希望能为其他企业提供经验启示。     

语块是构式和词项的中介——以现代汉语“V起NP来”为例

以现代汉语中含有“V起NP来”的两个构式为例（甲构式如“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乙构式如“赵括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提出构式内部结构的模型假设：“构式—语块—词项”。主要观点是：语块是构式和词项的中介。具体观点是：1.构式中心论：构式义是第一位的;2.构式由语块构成：一个构式的语义单元由构式内部各个语块分担;3.语块对入选词项进行遴选和制约：词项的自由变异度在语块范围内实现,语块内部词项与词项互相制约,共同承载该语块语义。该模型是构式语块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可以为“构式义为何不能从组成成分直接推导出”这个构式语法的基础理论问题提供一种解释。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