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春江花月夜》文学史价值新探——接受史视野下的阐释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的历史功绩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本文一反常调,指出：《春江花月夜》的千年沉寂反映着该诗经历了漫长的接受过程。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该诗在它诞生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受到认可,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在评价该诗历史价值时,应当坚持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分别评判的二维原则,才能客观的认识到张若虚的历史地位。此外,文中还对《春江花月夜》长期湮没不闻提出了新的解释：《春江花月夜》很可能长期未被当作是一个文学整体来接受。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及新进展

中国的词,早在唐代就传到了日本。弘仁十四年（823）,日本嵯峨天皇、有智子内亲王和滋野贞主就有模仿追和之作。但日本关于中国词的研究,起步较晚。明治时期的森川竹蹊,是日本较早研究词学的专家。森川竹磺编著的《鸥梦吟社丛书》收录有中国词话著作七种,并予标点注释,这比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要早出版二十多年,比1921年况周颐和王文濡编印的《词话丛抄》也要早十来年。日本的词学研究,跟研究小说和诗歌的学者相比,人数较少,知道词的人也不多。近十五年来,研究词的学者逐渐增多,论著也增加了不少。村上哲见先生的《宋词研究——南宋篇》最具代表性。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建构“文学史学”三维评判坐标——读《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朱德发先生近年对"文学史学"研究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使文学史学研究走向了"文学史哲学",这方面的成就在其<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中有集中表述;二是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概念,并以"现代化(或世界化)与民族化并举"为标准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阐释.     

论中国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以《中国文学图像简史》为考察中心

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占比最高的必修课程群,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存在学理、课程时间等方面的断裂以及一定的学科封闭性。《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是将前沿学术研究转化成教学资源的尝试,这部教材首次梳理了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线索,描述了历史横截面并剖析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可谓“点、线、面”的有效结合,对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具有重要启发。就中国文学图像史的具体教学路径而言,主要参照了中国文学的文体嬗变以及解读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与经典作家。     

浅议《中国小说史略》之“略”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第一块基石",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题名中,"小说史"何以言"略",是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小说史"之"略",既与作者撰写全书的体例、结构有关,也与作者的叙述策略及学术理念、立场有关。就《中国小说史略》而言,"略"至少包含三层信息:其一,"略"是作者教学的实际需要;其二,"略"是作者撰史的表述策略;其三,"略"是史家对史料和史实的精要提炼。在小说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文学史家的高超眼光,为后代学者撰述中国古代小说史提供了范式。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从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再到文化范式的演变打开了对新历史主义精神的理解空间。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渊源和当代文学史对新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旨归遥相呼应。在这一互动中,当代文学史完成了对自我书写的确认,尽管这种确认仍处于否定未完成的状态。     

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中国潮”

自17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世界文学史有三次大的中国潮：17-18世纪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与《图兰朵》、20世纪初中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禅宗诗流”进入欧美,在文学接受与改编创作等多种雏度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欧美文学的一次重要转型,从中可以看出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思想与艺术贡献,正是在这种文学交流中,才真正实践了歌德与马克思所提倡的“世界文学”观念。作者从辩证理性层次进行阐释,认为东西方文学的互相融合是世界文学新阶段的主体标志。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从文学史文本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足——以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的典范教程,其在治史实践中体现的优势与缺憾具有反照学科优劣所在的功能。透过洪本当代文学史可探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存在涵盖面偏狭、经典缺失、学科内部存有分裂等不足之处。     

为创新性学习开拓古代文学史编撰之路——《中国古代文学》评述

多年前,我曾在《古代文学史教材应该注重什么》一文中,就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道：＂教材是师者之本,道在其中,业在其中,惑也在其中,它启迪人的心灵智慧,也应该使教材的编撰者慎重地选择编撰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追求尽善尽美。＂像我这样空发议论当然容易,实际上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始终是件困难的事情。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简介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段汉武教授撰,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该书全面回顾和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归纳、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书写中对诸多问题的处理,包括文学史观问题,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史叙述中的     

领悟中国精神世界和审美观——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要义

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葛禄博著《中国文学史》(1902),至今在中国学界鲜为人知。这部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概念深刻变化之时的德语著作,虽为西方读者而写,带着西方人的目光,但常能显现出中西比较的倾向,呈现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作者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评估,对中国诗歌之结构特征的分析,甚至从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变化推理其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以及在文学的历史沿革中见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变迁,常能别开生面,在很多方面迄今亦有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扭摆舞”——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的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已经有86年的历史,史著已先后出版了150余部,对其研究的专著也出现了3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左"派文学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鲜明的"冷战"背景,对王著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善了王著的"左派"倾向,给了鸳蝴派作家作品的新的认识和评价,然提出的"两个翅膀论"却令人遗憾地矫枉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