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解决的合作与交流原则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体现了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将文物留存在国内,而另一方则极力主张文物的自由流转。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应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寻求建立一种以共享和交流为主要方式的互惠性的安排机制,从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     

二战被掠文物返还的法律基础及相关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掠夺或者被非法转移文物的返还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概要介绍了国际社会的相关实践,分析了中国被掠文物返还的法律基础,并探讨了中国收回被掠文物的途径和方法。作者认为,虽然在这个领域里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但一些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和国际组织的宣言、建议仍可以作为我们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指导原则;收回被掠文物的主要途径除政府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外,还包括有关国际组织的协调、民间机构的广泛参与和受害者的诉讼等。     

国际法视角下的对外流文物返还问题的若干思考——以埃尔金大理石雕刻为例

外流文物返还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物原属国除了要坚持“有权利索还历史上非法流失文物”的严正立场外，还应该积极联合其他主要的文物流失国共同行动，充分运用外交与法律手段，利用道德与国际舆论力量，政府部门与民间政治互相配合，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等事业，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追回非法流失国外的文物。     

非法流失文物追索中的法律冲突及中国的选择

文章针对跨境非法流转文物追索中存在的种种法律冲突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并结合中国文物的现实处境,提出了应对国际文物争议诉讼法律冲突的选择建议。     

英国文物返还事务处理机构工作评析:标准及其实践

为应对二战以来各国针对英国提起的文物返还请求,英国设立了专门的文物返还事务处理机构“掠夺建议委员会”。在综合考虑法律、道德、买受人是否善意、公共利益等标准的基础上,掠夺建议委员会将作出提出返还请求、同情性补偿、驳回请求人请求等三种建议。委员会提出建议时的考量因素,对于我国此后向英国主张类似权利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起因不同、种类多样,且往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甚至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焦点是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与善意购买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应根据争议的起因及具体类型选择恰当的纠纷解决机制。只有诉诸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有效化解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     

我国民间文物鉴定人管理现状及其规范

随着文物交易市场的不断繁荣,民间文物鉴定行业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规范民间文物鉴定人的法律依据与行业管理机制,导致文物鉴定水平良莠不齐,严重影响到文物交易市场的发展。我国目前采取的行政干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机制失灵的现象,应当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实行行业组织管理与明确法律责任的双重规范模式。建议确立民间文物鉴定人的市场主体地位,建构文物鉴定人的准入制度,并明确鉴定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凝固的历史 流动的韵律——从地面文物看江苏文明发展史

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历史在它某一瞬间的凝固 ,通过对这些无数凝固点的审视和阅读 ,可以把握住历史的脉搏 ,聆听到历史的脚步声 ,欣赏到历史在它“流动”行程中的美妙韵律。江苏文物古迹 ,是江苏文明发展史的物质写照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中国聚落考古“三山一水”初步比较

在公认“中华文明多源论”的前提下,“三山”（华山、龙山与红山）被不同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作为仰韶文化（华山）中的佼佼者,距今6000～5000年前的西安杨官寨遗址虽然目前还未全部发掘完毕,但从各方面看,包括其地出土陶祖,足以确证其即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而与其同时的红山辽西牛河梁遗址体现的则是落后于西安杨官寨遗址的女权文化。郭大顺教授的“主要实证”及“一人独尊”说等均难成立。至于龙山文化虽然出场时浓妆惊艳,但是毕竟珊珊来迟,不足以构成对西安杨官寨遗址作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挑战。综合比较“三山”。显然西安杨官寨遗址堪作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     

罗马法视角的文化资源的产权归属

21世纪是文化经济时代.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资源在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追求的同时,也以交易的方式实现文化资源的财富价值.文化资源需要有效开发,更待合理保护.罗马法中可交易物与不可交易物的类型划分,公有物、共用物和共有物、私有物的类型标准,为文化资源的产权归属、产权权利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学理根据.这对确认文化资源的产权归属,维护文化资源权利主体的相关权益,明确文化资源的产权流向和交易规则,具有重要作用.     

西部城市建设与利用历史文化遗存

西部大开发要求西部地区城市化建设尤其是中心城市建设必须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外国和中国东部城市的发展印证了城市经济水平决定城市文化水准,城市文化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道理;在开发西部城市,塑造西部城市文化形象时,应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存,挖掘整合历史文化资源,以增加城市文化内涵,这是西部城市建设应采取的重要文化战略.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与困境

对大遗址管理而言,我国正稳步推进的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回应这些机遇或挑战,“十一五”前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寻求大遗址管理体制中管理架构和机构的部分突破。这些突破对大遗址保护已经或正在产生积极影响,但也面临着政策不具普适性、无法根除原管理框架痼疾等困境。促成大遗址保护需求与规划的衔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大遗址管理,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