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框架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探析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近20年来,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其中安全、经济、人文合作被称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三个轮子。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反对三股势力方面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开始迅速推进,特别是2018年青岛峰会在加快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合作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析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对上海合作组织突破经济合作瓶颈,迈上新台阶,扬帆再出发具有重大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作为第一步,是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从战略上考虑,先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再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金融合作,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应该加快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货币交换的步伐,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内贸易结算支付体系,促进金融合作机制化建设.要进一步挖掘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的潜力,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挖掘"能源金融"领域合作的可能性,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重建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和阿富汗重建有着密切联系,从上海合作组织的视角研究阿富汗问题非常重要。过去十年,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重建进程之间产生了密切的相互影响。上海合作组织为阿富汗重建进程的平稳演进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遭遇了许多困难。2011年阿富汗重建形势的新态势使上海合作组织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未来阿富汗重建是上海合作组织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同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成长的机遇。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特征、限制与改进路径

自成立至今,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取得了丰硕成果,治理的地理范围和议题范围明显扩大,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治理规范趋于成熟,治理成效日益突显。大体而言,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至少具有四种特征:其一,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主体以成员国为主、非官方机构为辅;其二,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进程由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参与;其三,参与地区安全治理践行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主权规范;其四,进行的地区安全治理是综合性的规范框架与实践进程。不过,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仍面临两大内在限制:第一,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行动能力与方式有待进一步提升完善;第二,除中国外的其他成员国对本组织的认同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欲突破这两大内在限制,可行的改进路径至少有二:第一,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冲突预防机制;第二,培育求同存异的协调互动理念,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上海合作组织"外溢"效应初探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其成员国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构筑新安全观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成功运作国际组织的一个典范。随着这一组织逐渐完善,其“外溢”效应也逐步扩展,对其本身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安全合作发展评估

地区合作已经成为21世纪一种新的安全、发展与战略思维,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喜欢带上“地区”的眼镜来看待与处理对外政策问题,不仅在地区认同的基础上构造地区内部的国际关系,而且以地区为背景或依托开展与地区外部的国际关系,地区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处理对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不仅能平衡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而且由于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亚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因而能比较有效地维护区域利益和抗衡外来安全威胁。“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集体领导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又一个外交新思维,它在中国现今参与的所有地区合作组织中最能彰显中国的影响力,能为中国探索如何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发挥中国主导作用的经验和做法。“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富有成效,但也存在着五个制约它今后发展的因素,而要解决好这五个制约因素,未来工作中应注重在三个方面上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中亚石油地缘经济与中国地缘战略

中亚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使得中亚石油地缘经济地位突出,地缘竞争更加复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石油,中亚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边疆稳定、新疆石油勘探、西北石油开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中国应通过能源外交、上海合作组织等强化其中亚地缘战略。     

要闻

2011欧亚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6月23日，2011欧亚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主持会议，欧亚经济论坛秘书长张德广向国内外媒体记者公布了相关消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齐大愚、西安市副市长黄海清应邀出席了会议。     

聚焦全球跨国公司，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隆重召开

正10月19日,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放大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和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效应、打造山东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与山东省共同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峰会定位为专注跨国公司议题、传播跨国公司声音、分享跨国公司经验、链接跨国     

东北亚地区反恐合作机制探析

在对东北亚地区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等四国反恐立法进行管窥的基础上,在借鉴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反恐怖主义区域性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对东北亚地区开展反恐合作提出了初步构想。东北亚地区各国应进一步完善国内反恐怖主义立法,尽快签署并批准《东北亚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尽快建立联合反恐机构。同时,各国还应特别注重反恐怖主义立法保护的早期化。     

上海合作组织五国反极端主义法比较研究及其借鉴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反极端主义法是反极端主义斗争中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本文主要基于俄语文献资料,介绍和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制定反极端主义法的目的 、原则及其异同,比较分析各国反极端主义法的框架和内容,归纳总结其主要特点和差异性以及可供我国借鉴的有价值的内容和经验.     

俄罗斯推进欧亚经济一体化战略分析

奥巴马承认独联体地区是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易人,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向心力加强,俄罗斯逐步强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作用并成立共同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在努力推进独联体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能源和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分析俄罗斯加快推进欧亚经济共同体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等经济一体化进程.揭示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经济利益及其实现的手段,并据此得出对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一体化的启示,即这两个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并行不悖.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吉经济贸易关系分析及策略研究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毗邻,借助于WTO和上海合作组织两个平台,双方在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上有着广阔的前景.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数的变化对两国贸易额的影响不大,但是吉尔吉斯斯坦人口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贸易额;两国的GDP对贸易额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但是制度因素对贸易额的影响不断增强.中吉两国必须在充分发挥多重优势,改变贸易结构,构建机能性贸易体制方面做出努力,以促进中吉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断深化.     

关于亚洲一体化(多边机制)的第二轨道对话

2005年3月14~15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治理会议在上海召开。由东西方的学者、政府官员和地区组织(主要是上海合作组织人士等所组成的第二轨道,就亚洲一体化(多边机制)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内容涉及对亚洲一体化现状的评判、亚洲一体化(多边机制)的建立路径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东西方在亚洲一体化(多边机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一、亚洲一体化现状的评判第二轨道中,东方对亚洲一体化的现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近几年亚洲的多边机制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东盟“10+1”…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唐朱昌1951年生，上海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理论、公共财政学、俄罗斯(苏联)经济及其对外关系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努力》、《苏联经济若干问题》、《走向2000年的苏联经济》、《地租地价学》、《苏联经济概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在本刊发表论文《从危机到治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2006年第3期)。庄…     

从坚持胸怀天下历史经验看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和中国发展大历史结合的产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带一路”践行的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战胜西方的霸权逻辑，推进大国协调合作，进一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途径，继续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示范作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胸怀天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彰显，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伟大创举。     

中亚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中亚五国居亚州腹部。其中哈、吉、塔与中国接壤,乌、土为中国近邻。中亚五国与中、俄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签订有《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亚在19世纪前由俄国所辖,进入20世纪归苏联管辖。该地区汉学研究与俄、苏一样,经历了对中国＂亲近＂、＂冷淡＂、＂汉语热＂的阶段。18世纪始,俄国汉学确立和发展。进入20世纪,苏联＂新汉学＂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形成、壮大和繁荣。先后有罗索欣、比丘林、瓦西里耶夫、阿列克谢耶夫、齐赫文斯基、李福清等在汉学研究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苏联解体后,中亚哈、吉、乌东方学研究所对境内华人社群东干族以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都十分重视和深入。在＂汉语热＂的今天,与中国合作建设孔子学院,促使汉语教学与＂中国学＂的研究成效显著。     

变·变相·变文——从唐人黄元之“西域之变”说起

"变"原本是"画","变相"与"变文"不过是它的"相"与"文"而已。"变"应该原产于"西域",向东传入中土甚而日本,向西(或者说"南")传入印度、狮子国等"佛国"。"变"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当地固有的绘画和文学的营养,演变出流行南亚、中亚,特别是东亚的"变"、"变相"、"变文"形式。"变"与"变相"估计东晋初年即已诞生,成熟因而具有独立文体品格的"变文"的出现可能要晚些,但仍有可能在北魏时期就诞生了。"变"之"相"与"文"是互相配合的,但"转"之"变"是"文主相辅"的,而壁画等非"转"之"变"则几乎都是"相主文辅"的。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