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的意义

西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并不仅仅只是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更多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在东方历史上的第一次激烈对撞。不过终汉武帝一朝,汉匈战争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不但改变了匈奴的命运,更把西汉帝国拉入了一个无法走出的怪圈,并一直延续到了其被灭亡的最终。本文将立足于汉匈之间的政治关系,结合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不断萎缩的现实,论证汉匈战争性质改变的全过程及其意义。     

酒泉一瞥

酒泉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毗连新疆、青海，北与蒙古国接壤。酒泉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时击败匈奴，汉武帝赐御酒犒赏，将军倾酒入泉与三军共饮而得名，自汉设郡已有2100多年历史。     

汉初和亲政策作用简论

汉初和亲政策作用简论李桂荣历史上，“和亲”即是中原汉族封建统治者与边疆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进行的一种政治联姻。这种具有政治性质的联姻最早是在西汉初年（汉高祖至汉武帝）汉朝统治者与匈奴单于间进行的。它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都存有争议...     

汉武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研究

西汉作为中原王朝对西域管辖经营的开端,对于西域的经营和政策得失一向受后人关注。尤其是汉武帝对民族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的政策思想,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本文就汉武帝时期与乌孙的和亲为出发点,探讨汉武帝在西域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例如对西域实行和亲友好、从其国俗、屯垦戍边、宽抚厚禄、自治等民族政策,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西域各国归附中原西汉王朝,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些经验即便是今天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汉匈民族关系新探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北方辽阔富铙的草原上,过着随畜而徙的游牧生活。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长达10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匈奴族之间有过频繁的接触,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有时矛盾冲突异常激烈。怎样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匈奴的游牧地域住哪里?汉匈矛盾的起因是什么?西汉各时期对匈政策及其得失如何?等等,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的探索。     

西汉前期“和亲”政策新论

关于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自古及今论者颇多,或言“和亲”政策是屈辱的、投降卖国政策;或言“和亲”政策是被迫的、妥协性的,目的在于缓和西汉王朝和匈奴的关系;或认为是西汉统治者企图通过双方统治者的联姻来建立一种罢战言和的政治关系等等,分歧较大,难相统一。造成学术界对西汉前期“和亲”政策看法不一的原因,笔者认为是缺乏系统     

浅谈北匈奴西迁的原因与过程

对于"匈奴"一词人们并不陌生,在我们的历史学习过程中,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影视剧中也总会留下这一民族的痕迹.对于匈奴,人们大多停留在对其表面的认识,对其起源与发展的变迁知之甚少.但"匈奴"具体指哪一群体,他们生活的区域指哪里,都需要我们透过残存的历史记载与有关考古发现来探寻答案."匈奴"人留给我们骁勇善战的印象,在英文中"匈奴"名为hun,意为破坏者和野蛮人.透过这一称谓,我们也足以看出匈奴给欧洲人留下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西迁后的匈奴,曾鼎盛一时,深入欧洲腹地,引发欧洲社会的大变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欧洲的历史,本文深入探究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及过程,更加深刻地剖析北匈奴西迁所带来的影响.     

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

匈奴社会的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无以为生的中原贫民、留没匈奴之中原将士的亲属以及边民、奴婢等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出塞,为的是去谋求生存.虽有障塞哨卡甚至腰斩酷刑却仍禁而不止.至西汉末年,汉廷所设四条恰从反面证明,时从中原北入匈奴谋求生存者已形成潮流.留居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一部分自愿参加了匈奴军队对汉军作战,还有中原人把穿井筑城治楼藏谷技术,以及计课人众畜物的疏记方法等带到匈奴地区.张骞、苏武、李陵等留居匈奴期间都曾娶胡妇建立家庭.李广利之死与殉葬无关.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人身自由.     

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历史变革中,秦汉思想奠定了主流思想的基础,而汉朝时期,统治者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种适合国家统一、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外儒内法",这也是西汉社会维持强大的本质,有了对外发动战争的条件。这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     

匈奴单于疏证

本文对秦朝、西汉王朝时的匈奴单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后分裂附汉的南匈奴单于和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单于的驻地、承袭、事迹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疏理、校订、考证、阐释;着重是对单于的传袭世系和重要事迹两个难以缕析和繁杂纷乱问题的研讨。     

关于东胡族的几点看法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分析探讨历史上的东胡族。从分析结果看,东胡族从商至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而且主要活动在商周的正北方和燕、赵的东北方。其经济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游猎、山林采集和农耕。东胡族在战国时期政权强盛,至西汉初年被匈奴击败,余部退聚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了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也从历史上消失。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金代武举与武学教育

金代承袭唐宋,于金熙宗皇统年间开设"武举",并逐渐制度化,形成了固定的考试程序、考试内容、取录名额、授官制度等。金代武举的设立,促进了民间武学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女真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身体素质,对于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促进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强化君权,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金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匈奴受汉文化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中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文运用相关文献、考古资料,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匈奴受汉文化影响的表现,并简要地探求了其中的原因。匈奴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逐渐与汉族趋于一致,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浅谈满族文化及其对东北地区的影响

满族的历史悠久。满族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最早称"肃慎",汉代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辽、宋、元、明几个朝代则称"女真"。16世纪后期,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融合了部分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家族———满族。(杨烈,2010,P105)本文以东北地区满族人民的语言、服饰、饮食、民居、宗教等五个方面为重点,介绍了满族的传统民俗,及满族民俗文化对后世尤其是东北地区民俗的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的“回族界说”与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讲汉语的回回在晚明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祖先认同的独特的族类群体(民族),但是到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回回学者关于"回族界说"的争议,而且大多数回回精英都不主张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也不赞成使用"回族"的称呼。本文认为回回精英的这种立场,主要是因为从西方传入的"民族"概念蕴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义,而中国的回回用"争教不争国"表达了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的确定,不仅与清代后期的民族压迫有关,而且也受到民国期间中国大社会(国民党和大多数主流学者)的"民族"理论和方针的影响。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回回民族问题》(1941年),一方面尊重学理,没有否认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存在汉族以外的"民族";另一方面修正了少数民族"民族自决"的主张,改为民族平等下的"民族自治"。其在学理上确立了多民族国家中真正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回回民族指明了不需要否认自己民族身份的发展道路。     

试论清王朝对西北"外藩"民族的羁縻笼络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后,将归附的少数民族分为“内藩”和“外藩”两部分,对后者,清朝实行了与内地少数民族截然不同的羁縻笼络政策,主要包括强调和保持中亚藩属各部与清朝的藩属关系;不设官置守,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不介入各部之间的纷争;实行贡赐性质的绢马贸易几个方面。在清初,这些政策加强了双方联系,维护了边疆安宁。但在清朝后期,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最终给沙皇俄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换来了丧失疆土的恶果。     

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

前秦是氐族建立的国家.前秦苻坚灭前凉后开始自称前秦为"中国",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秦、汉、三国、西晋称"中国"者皆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自称治下为"中国"乃后赵石氏首开其例,但其内涵不如前秦.氐族是汉化最深的少数民族.苻坚采取优待各民族的政策,施行仁德之政,实质是全力推行汉化,实现中国"六合一统"的目标.前秦崩溃的原因很多,但与苻坚的认识误区密切相关.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

清土目职能由明代带兵、朝贡职能向清代"提唤"职能转换,不仅表明土目活跃于地方社会并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能够说它借助家族村社控制土司社会了。明朝时,土司区尚未完全形成朝廷、土司、家族村社三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洪武年间处于发育期,基本以朝廷、土司的二级互动形式进行运动,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才形成蔚为大观的规模,并迅速转化为朝廷与家族村社之间二级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