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政治中的什叶派因素

黎巴嫩的民族构成较为单一 ,但宗教结构却非常复杂 ,宗教是黎巴嫩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自 2 0世纪 70年代始 ,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黎巴嫩国内诸派别中人数最多的派别。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代表的什叶派力量不满足于长期以来的少数派地位 ,积极参与政治 ,加之它们同叙利亚、伊朗、以色列等邻国的复杂关系 ,什叶派成为影响黎巴嫩国内政治以及中东地区政治的重要因素     

以黎冲突：真主党成为最大赢家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解决以黎冲突问题的1701号决议得到以黎政府的认可，格林尼治时间8月14日5时以黎冲突发生，激烈交火近5周后，以黎双方实硎亭火。以黎冲突过程中，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至始至终的强硬态度迅速获得黎巴嫩普通民众的支持。有关方面的民意调查表明，随着以色列对黎巴嫩打击烈度不断加大，黎巴嫩普通民众在冲突中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真主党在黎巴嫩普通民众中的支持度迅速蹿升，许多原先对真主党立场持观望态度的人转而开始支持真主党。因此，有政治评论家认为真主党正在成为这场以黎冲突中最大的“赢家”。     

黎巴嫩教派结构及其内战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一个十分独特的西方式阿拉伯国家。基督教马龙派、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派别。各派根据“民族宪章”按人口比例分配国家权力。由此形成教派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这种教派结构成为滋生教派冲突的土壤。     

科威特什叶派问题初探

科威特政权的性质及其温和政策决定了该国什叶派问题的表现形式。科威特什叶派来自外地,分属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他们受到一定歧视,但享有较多的经济和政治机会,并长期与萨巴赫家族结盟。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伊拉克和伊朗的影响下,科威特什叶派开始政治化,极少数人参与了暴力活动。海湾危机改善了科威特两大教派的关系,增强了其内部认同。进入新千年后,什叶派建立了多个组织,但其缺乏凝聚力,什叶派政治力量处于多元化状态。2006年以来,什叶派积极支持科威特政府应对逊尼派反对派的挑战。长远而言,科威特什叶派的处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什叶派与巴林政治变局

巴林以什叶派为主力的抗议活动具有多种特点,造成了重大影响。巴林逊尼派少数统治什叶派多数的"国情"决定了其抗议活动的教派特征,什叶派日益强烈的权利诉求是巴林政治变革的最大动力。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巴林什叶派问题的解决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哈里里遇刺与中东地缘政治生态变化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袭身亡,引发了黎巴嫩政局动荡和叙黎“特殊关系”的危机。黎巴嫩的教派权力之争,阿以冲突引发的矛盾,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是其动荡的根源。围绕黎巴嫩动荡局势而展开的国际关系博弈正在中东上演:举步维艰的叙利亚使出浑身解数进行“绝地反击”;乘胜追击的美国拔钉子、促变革;渔翁得利的以色列除隐患、扩优势。展望黎巴嫩未来局势,叙黎关系、黎巴嫩教派分权制仍是两个不容忽视的主要症结。     

被炮火唤醒的纳斯鲁拉

黎以冲突愈演愈烈,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不断升级。在这次黎以冲突中,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关键人物: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以色列7月14日空袭位于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党部大楼的爆炸声刚响过,纳斯鲁拉随即通过真主党“灯塔”电视台发表强硬讲话。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想要一场公开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和你打一场公开的战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选择了与一个有能力、有经验并有勇气的国家来一场全面战争”。美联社报道说,闻听纳斯鲁拉宣战之声,整个贝鲁特响起一片猛烈的庆祝性质的开火声。     

论战后中日关系

战后中日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决定和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力图从世界全局出发,来认识和分析战后三十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及特点,说明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内外因素、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中日关系发展演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战后日本天皇与日本政治

日本天皇在战后主动参与日本政治有两种方式,即"内奏"和"天皇个人外交",几乎都是在一般国民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外。宫内厅是战后天皇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天皇参与政治的频率及对政治影响的程度与执政政治家的天皇制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天皇在日本的内政外交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叙利亚与黎巴嫩全面内战

在黎巴嫩全面内战期间（１９７５．４—１９７６．１０），叙利亚通过外交、政治、军事手段全面介入黎巴嫩内部事务，最终确立了对黎巴嫩的军事影响。叙利亚依据自身利益与黎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与外来势力、阿拉伯国家、美苏大国等展开或协调或冲突的利益关系     

论1946年国民党内战政策的选择及其后果

抗战胜利后所出现的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国民党面临着和平民主或内战独裁的两难选择。最终，基于党派及其私人的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于共产党力量的低估，国民党选择了内战政策。这一错误的政策选择，使国民党政权很快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丧尽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现代西方社会场域中的革命战略选择

通过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治理方式与政治上层建筑的新特点进行深入思考,葛兰西认为,西方工人阶级革命应注重在市民社会中逐渐突破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优势地位,革命战略的侧重点要相应地从“运动战”调整为“阵地战”。     

马歇尔使华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二战以来,美国为了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继赫尔利在华调处失败之后,又特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处国共关系,以图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以及中国复杂的政局,马歇尔调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一事件对中国内战产生了特殊影响。马歇尔调处的前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内战的爆发,中后期的调处却助长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到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战争中。     

论张学良的和平统一观

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基本内涵是"息内争、御外侮"."息内争"与"御外侮"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这两方面共同影响着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所作所为.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是与其所经历的东北易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张学良本人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极具特色的和平统一观.其和平统一观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妇女的政治参与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给英国妇女提供了参与政治事务的契机。妇女在革命期间积极参与了社会政治、宗教、战争等方面的公共事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妇女最主要的参政方式是议会请愿和发表公开言论。妇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政治参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英国妇女的女性意识,促进了她们的自我觉醒,有利于引导她们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     

通货膨胀下人民生活的绝望——南京国民政府覆亡原因的细化

在中华民国的最后几年中,国民政府为了应付内战而滥发纸币,将通货膨胀推到恶性发展的程度。物价飞涨与物资短缺,使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无以为生的人民,自然对政府丧失信心。国民政府在遭遇经济崩溃、军事失利、政治破产的同时,又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其最终走向覆亡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在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首先他在参加军阀战争中,就提出了反对军阀干涉政治的主张,这是他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诉求;东北易帜和易帜后,他把拥护中央、服从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旅欧后他试图借助德意经验,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以实现国家强盛;西安事变前后,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张学良国家统一理念的修正与升华.从反对军阀干政到西安事变,都体现了张学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以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     

论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渊源于夏、商、周,这一时期出现的《军政》《军志》《令典》等兵书和集三代兵学思想之大成者姜望的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已开始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司马法》等兵书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展现出丰富的内容:一是依据战争中的客观因素及其矛盾去认识战争指导原则和发展规律,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战争中要观形察势、因变治变;三是论述了战争中文与武、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德与武备并重、政略与战略结合等。这些朴素唯物辩证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抗战前夕中国商会的政治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全国商会进行整顿改组,藉以稳固统治与重构秩序。从表面上看,中国商会的参政热情与政治活动和民国初年相比有所削弱。但从努力争取商人选举权,积极参与国民会议,成立废战会主导废止内战等活动来看,实行改组后的中国商会没有完全丧失政治自主性,对经济民主乃至政治民主依然有着强烈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