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姜女研究看顾颉刚的学术品格

学术品格是由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包括研究方法和精神)组成的。本文意图通过对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分析,来探讨他的学术品格: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积极创新、认真求实和坚持不懈的学术精神。希望对当代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者有所启发。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公认的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对于古史的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现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从古史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说"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但由于"层累说"可看作是神话学方法的一种实验性研究,与今所知古史传说资料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多系统古史记述系统的存在无解释;对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古史内容无深入分析;对大量非系统古史记述资料有关内容的存在无合理解释等原因,"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亦即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古史研究需为发展古史史料学新规范继续努力.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的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史学力著《古史辨》最终在这里完成,并在这里参加和主持了《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期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禹贡学会”,出版《史学消息》月刊和《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抗战期间,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民俗民谣收集整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创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具有爱国思想的顾先生在燕大的后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既是时代使然,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再论“层累说”的来源——谈历史与故事的距离

实证主义者认为,研究历史旨在发现过去本身的实际情况,且认为只存在一种过去,即发生了的过去本身.“层累说”从故事演变的视角考察历史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为我们分析史学实践中历史的故事性提供了案例.本文从历史和故事的差异,以及“层累说”与西方学术话语的对接出发,重新考虑该命题的含义,表明真实和虚构并非截然对立.同时文章认为,该命题袭自日本学者的看法可能并不真确.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论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

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有其历史必然性 ,顾颉刚继承和发扬郑樵、姚际恒的学术传统 ,对《诗经》进行辨伪 ,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 ,而是五四时代精神使然。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传统《诗经》学进行猛烈批判 ,始终体现了一种学术批判精神 ;二、树立了建设新的《诗经》学的学术目标 ;三、自由探讨 ,平等交流 ,进行正面学术交锋。     

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中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此说的思想渊源比较广泛,所论问题也与今古文经学上的"公案"有关,受胡适的影响较深。仔细分析顾先生的"层累说",其特别之处在于根据《诗经》中的史诗来分析古史,以禹为"截断众流"的关键点,而不采信传统的《尚书》等文献;其目的则是要从文献出发,构建系统的东周以来的信史。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公盨铭文、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可以发现顾先生的"层累说"中的许多观点存在问题;他对于《诗经》中所提及的禹之分析,也存在史料选择和解释上的疑问,故其"层累说"恐难成立。不过顾先生探索中国系统信史起点的这种学术自觉,仍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国语·鲁语》《礼记·祭法》乃至《史记·五帝本纪》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     

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

顾颉刚"层累说"不仅带给中国古史学"革命性"的转化,而且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史学观念、治学态度和理念、治史方法和取向等诸多层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通讯”和“按语”：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论学方式

在<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上由顾颉刚所主持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通信是整个研究的主体.同时,作为整个研究的发起者和引导者,顾颉刚常以"按语"的方式参与讨论.这些"通讯"和"按语"将当时孟姜女研究的原生状态保留下来,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学术话题渐渐生长的过程.整个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便依托于通信附加按语这样一种特殊的论学方式中逐渐生长,而研究中的得和失也多由此而来.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历史和故事的距离——以“层累说”为例

叙事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即叙事内容与叙事目的。这两方面的互动对理解叙事的运作非常关键。本文以"层累说"为讨论中心,从历史和故事的差异出发考察历史的真实性。对故事可靠性的判断依赖于对可能性的判断;反之,后者又依赖于故事世界的一些外在因素,而不能仅从故事内部因果关系的角度去解释。圆融的历史解释需要外在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视角。文章同时认为,顾颉刚在1933年前后阐释"层累说"时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