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人关系”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

“天人关系”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所在,它不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的体现,它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学的生命觉醒与生命的美学觉醒——从宗教时代、科学时代到美学时代

在美学时代,美学的生命觉醒与生命的美学觉醒是统一的。人类已经走过了宗教时代与科学时代。在其中,都是奉行的。美学时代奉行的是“生命模式”。人类开始自己去做自己的先知,也第一次地恢复了“生命”作为价值设定的根本动力的至尊地位,以“生命”作为解释动力,也以“生命”作为解释的最高标准。因此,找回生命,就是找回美学,也是找回美学的生命。生命问题的应运而生,就是当今时代的美学问题。回应生命问题,就是时代地回应美学问题。     

误读与成因：大众认知中东北文化的“土”与“俗”

“土”与“俗”是东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生长点所在,其根植于东北劳动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亦反映了东北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由东北人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通过生活实践所淬炼而成,具有丰富的内涵、显著的区域特色和现代化特质。但当前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的认知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观判断而做出的消极解读,这其中反映了东北文化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取向及其所隐蕴着的文化心理。因此,正确认识东北文化本质特征,不仅关系到东北文化的发展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在多元文化潮流中如何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关键问题。本文从地缘、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做出本质性的界定,又从东北文化自身的发展、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当代的文化焦虑等几个维度探寻其被误读的原因,并在区域文化的自信与自醒中,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试着探寻东北文化的振兴之路。     

嵇康的玄学与乐论

嵇康玄学落实了“自然”一语的生命内涵 ,在此基础上 ,他论证音声之和来自生生之气的和谐 ,也表征着生生之气的和谐 ,音乐境界是和心与和气交相映发的体验之境 ,在和气为天和 ,在和心为至乐。嵇康关于音乐之体和音乐境界的辨析提供了一套崭新的论乐模式 ,这是对传统儒家乐论的反拨 ,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辩对于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贡献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上天有好生之德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生命,更表现为生生不息、和谐有序的深层次含义,尤其在儒家的世界观里,宇宙的本质即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动态过程。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仅充分体现出主体性,同时也生发出“民胞物与”的极具包容的博大情怀。天地有四时,人体亦有春夏秋冬,以人道应天道,才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应循之道。     

《白鹿原》文化论

本文主要从文化这一侧面来研究《白鹿原》的“史诗”性。《白鹿原》对中国文化的反映是全面而丰富的 ,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剖析深刻而细致 ,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它还反映了 2 0世纪中国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与斗争 ,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理想主义的色彩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内平衡”与“外平衡”

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其大者，可分为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方面，即：以“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腐朽“神奇”为思维特征的“内平衡”模式和以“谗嫉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行为特征的“外平衡”模式。系统揭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之优劣短长，可提供客观而诚实的依据     

"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现实生命力

“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梳理了“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认为它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分析了“和”文化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影响,认为“和”文化构成了古代朝贡体系的文化基础,但在近代外交中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和”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智力源泉;指出“和”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任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策略——基于个人生活史视角

教师反思能力主要是指教师个体对自身教育观念及行为的认知、监控、调节能力,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教育研究能力以及彰显教师主体性的重要能力之一,在新任教师专业成长初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教师生活史是关于教师个体教育生活的历史,具有生成性、广泛性、体验性和缄默性。教师反思能力的形成与教师个人生活史联系紧密,其生活中的学习经历、"重要他人"、关键事件以及实践经验等都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影响新任教师反思能力的形成。为了提升新任教师的反思能力、促进其专业发展,新任教师应高度关注个人生活史,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以批判的视角审视生活史,走出"熟知陷阱";"回望关键,抓住关键,注重关键事件中的核心要素;重视他人引导,向同事请教,吸取优秀教师特别是教学名师的成长经验;勤于学习,在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中养成反思的习惯,不断提升反思能力,增强教学的有效性。     

关于“七夕”文化的几个问题

“七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其中蕴含了上古文化演变的许多奥秘。首先,过去对于形成神秘数字“七”崇拜的原因揭示不够,通过对七曜、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等天文崇拜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可使神秘数字“七”崇拜成因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得以多角度、深层次的揭示。其次,牛郎织女故事的发源有着坚实的中华文化基础,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探讨该故事的起源地,对于认识“七夕”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无意义。再次,过去对于“七夕”乞巧与女性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有足够认识,而对其中隐含的生殖文化内涵少有研究。从两种生产的角度深入考察,对于揭示“七夕”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     

社会共生研究的当代性

针对社会共生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共”“和”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共生思想的文化因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中国共生性的“和文化”是包括个人的共生和国家的共生,人类面对的即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生社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     

儒家意识形态再生产和“自得”主体的诞生

为避开儒家思想立场,更客观地把握陈献章“自得”这一重要概念,借鉴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某些思想洞见,通过中西认识论的比较,分析“体认”“贵疑”和“自得”几个关键词。研究认为,“体认”是用儒家意识形态解释、塑造个人的生活体验;“贵疑”是召唤个体抛开书册,获得与儒家思想的真切认同;而“自得”标志着儒家意识形态主体的诞生,即一个把自我视为儒家价值观的独立源泉,并自由地臣服现实秩序的主体。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丰富中国梦的民族文化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战略的强大历史背景,中国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其发展目标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和价值观念。中国梦是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成果。中国梦彰显“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全面理解中国梦战略的民族文化特色,弘扬“中国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丰富中国梦的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反对复古主义与虚无主义,科学地对待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基于“我者”“他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嵌入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成了深层的交互关系。以武汉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的昙华林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基于作为“我者”的居民、经营者与作为“他者”的访问、观光、游学等活动人群的视角,深层次地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正在面临开发及宣传力度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相关部分监管不力、建筑和空间已经无法承载当今城市生活等困境;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对地方文化认同有激活效应;通过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满足“他者”的认知需求;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我者”的生活需求;巩固文化核心地位,统筹“我者”“他者”利益,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