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

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虽属传说,但由于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一般史家也多认为有其事实。本文作者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禅让”一事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历史事实是:尧、舜、禹三个部落相互斗争,相继成为入主中原的盟主。每一个部落各有自己发展的源流,不是一个部落内的“禅让”,而是不同部落间经过斗争后相继成为盟主。     

东周时期禅让学说的发展

近出《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记载了上古禅让的传说.据战国时期出现的关于“禅让”的讨论,反映了学者对当时社会前进道路的反思.从东周时期相关学者对于禅让的讨论来看,禅让学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承认——推崇——反对”.     

尧、舜、禹禅让说之证伪

以情理与逻辑检验尧、舜、禹、启禅让说中的几个重要环节皆自相矛盾。诸如丹朱、商均因“不肖”而失去天子位,不符合“不肖”的词义,有违父子亲情;帝尧嫁二女为舜妻、遣九男为舜仆的说法,存在着手段与结果倒置等诸多漏洞;谋杀舜的纵火、活埋两案,既无合理的作案动机,凶手亦无作案机会,凶手与受害人在策略上同样乖谬;舜避让丹朱、禹避让商均的细节经不起推敲;益错过机会的理由与启因“贤”而继位同样自相矛盾。因此,尧、舜、禹、启禅让说是伪作。     

“金枝国王”：禅让制起源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禅让制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争讼不息的议题,相关争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其真伪,二是其性质。就禅让制的真伪而言,自先秦诸子到古史辨派迄至当今学界,各家证伪之说均难以令人信服;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佐之以近年来出土、刊布的战国竹书,可以证明禅让制是切实存在的。就禅让制的性质而言,主流的观点有两种:其一,自先秦以来,儒家以其为大同社会选贤与能的制度设计,以之彰显圣人之德;其二,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学界多以其为原始民主制的体现。两者都未能阐明禅让制的原初内涵。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确立了一种迥异的"王者"类型——"金枝国王"原型,具有普遍的民族志意义,阐明了国王的起源与本质:国王来源于祭司/巫师,本为用于祭祀的"牺牲"。我国远古时期的禅让制也可归入"金枝国王"原型的范畴。在禅让制中,对"天下"的争相让之,既非出于圣人之德,也不是由原始民主制决定的选贤授能,其实质在于古代的王者常被作为献祭上天神灵的"牺牲",且肩荷重任,受到制度的严苛制约,故民众对王位避之不及。禅让之"让",并非"礼让"、"逊让",实为"避让"。     

禅让制研究——兼论原始政治的一些问题

古今史家对尧舜“禅让”谈论得很多,但今天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对禅让制的一种最新也是最古老的解释,是把它说成选贤让位制度,认为尧舜的品德高尚得不得了,他们选贤让位的作法为历代选官和我们今天选拔干部树立了榜样,大家应当努力学习。达是对禅让制的一种误解。禅让是让位的意思。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它,而应当分析那个时代选举继承人的作法,从中得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结论。很多同志已经讲     

“何以废共鮌，重华为之来”考论

本文在铺排史料的基础上，发现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三的“本事”不见于《山海经》，乃出于《尚书》等典籍。由此进一步考释出；一、这是一首被后人误收入《读山海经》组诗的咏史诗；．二、陶渊明对尧禅让舜是一种讽刺态度，而对共、则是同情的。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兼论所谓“王莽篡汉”

西汉中后期有一股浓厚的禅让思潮,它是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和"王者受命说"为理论基础的,因而与先秦"禅位于贤"的禅让思潮有所区别。通过考察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我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汉哀帝对于禅让的态度表明他深谙权谋之术,绝非昏君;所谓的"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并且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只是由于王莽即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失败,从而使得传统史家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帛简《五行》篇与原始"五行"说

帛简《五行》中的“五行”观念 ,代表了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早期理论形态 ;但帛简《五行》中的“五行”观念是否源于原始的“五行”学说 ,学术界很少论及。本文记述了作者对帛简《五行》篇与原始“五行”学说之间联系的一些思考     

“禅让”的历史文化实质

“禅让”,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禅让相传有两次。一次是尧舜禅让,另一次是舜禹禅让。 这两次禅让,被儒墨两派中不少人推崇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楷模,尧、舜、禹则成了备受称颂的“圣明天子”;而庄、荀、韩非诸子却对此提出了非难。《荀子·正论篇》说:“夫曰尧舜擅(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否定了禅让。《韩非子·显学篇》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界,“尚贤”理论为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所竞相鼓吹。随着宣传尚贤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尚贤的极致———把最高统治权让贤的禅让学说在战国前中期也曾盛极一时。但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政治学说到了战国末期,受到各个学派的摈弃,最终被更为务实、适时的理论所取代。考察这一变迁,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及其时代所发生的变化。     

儒墨举贤禅让观平议——读《郭店楚墓竹简》

先秦诸子的举贤禅让观,以儒墨两家提出较早而且论说较为系统,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概要地考察了儒墨的举贤禅让思想,在揭示其相似主张及其共同历史背景的同时,着重探讨了两家思想的分歧及其流变影响。     

“篡逆”还是“禅让”——史学视角下的“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

"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是两次以"禅让"方式完成的王朝更替。在皇权时代,史家们一致认定"新莽代汉"是篡逆行为,而对于"汉魏故事"则评价不一。封建帝制结束后的20世纪,对于王莽和曹操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又多有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史家评论多样性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折射出时代性与客观性对于史家的制约。而在不同立场的史家著作里,这些史家通过安排情节结构来解释这两次事件,并赋予了两者完全不同的意义。     

老人自死习俗:尧舜禹禅让的真相

依据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经典理论,从尧舜禅让中的舜囚尧,以及典籍中的类比性描述,对《尚书》中年龄数字的剖析,去掉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迷雾,尧舜禹禅让的真相是老人自死习俗,周期三年。商末周初,随着观念和习俗的演变,老人生命的终结,逐渐由自死的形式过渡到自然死亡的形式,该习俗已经在国家层面不复存在,并分别演化成"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官礼、"三年之丧"的丧礼。老人自死是那个时代敬老、孝道的重大仪式。     

从简、帛《五行》看《荀子·不苟》篇之“独”——兼论荀子与思孟的思想关系

《荀子·不苟》篇“养心”章具有明显的思孟化理论倾向。具体到对“独”的认识,它与简、帛《五行》有两点相同,即都认为作为实体的“独”专指纯粹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心,作为工夫的“独”是指养成此道德心的专一工夫。在此基础上,荀子又创造性地发展出“独”的第三层意涵,即作为此道德心之流行和展开的社会政治实践。此外,在对“养心”进路的分析、对“善”“德”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对“君子”的定位、对“轻”“形”等概念的界定上,“养心”章与简、帛《五行》也存在理论相通之处。     

试谈“系统论”在语言阐释中的运用

本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者索绪尔提出“语言本身是个系统”。但由于他排斥意义,仅限于声音、文字的语言表层。50年代美国乔姆斯基在其创立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中提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理论,补充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欠缺的另一半,使语言的系统性成为内外俱全的“完形”。但乔论着重“生成”,若把它转为“阐释”,还有待于“系统论”在语言中的运用。本文试图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解决古代语言上的“通摄”问题：对语言整体结构的形状提出“有形系统”与“无形系统”;对语言诸要素的存在状态提出“静态性存在”与“动态性存在”;然后再用“价值存在于关系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字、词、语句、篇章以及语音、音值等问题。     

由冲突走向融合:天人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在当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的时候,有必要梳理中西两种自然观,以重新审视“天人关系”,重新定位现代“天人关系”,并求得“天人之际”的和谐发展。     

经典文化“红包”的启示

春节刚过，压岁钱的话题再度热闹起来。小孩见面喜欢晒晒各自不菲的收获，有报道说，不少小学生收到的压岁钱甚至超过父母的年终奖。而一些踏入“大人”之列不久的“80后”们则大叹因派发红包而沦为“年光族”。     

“和谐世界”:中国“和”哲学与持久和平——以对道家、儒家、墨家“和”哲学的分析为中心

从对中国道家、儒家和墨家的“和”哲学的分析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儒家和道家的“和”哲学强调“和谐”的同时,也重视“和”的“和平”内涵,或者说和谐与和平是“和”的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而墨家的“和”哲学,“和平”的内涵成为重中之重的同时也强调“和谐”,三家共同之处,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持久和平。如何取得和平,道家以辩证思维主张大小国家互相“谦下”但大国应该率先垂范,同时,道家重视高级政治和低政治的平衡以建立和谐,儒家重视和平机制与信守条约,而墨家除了在理念上更注意“兼相爱”和“交相利”的结合之外,同时也特别重视实力后盾特别是强大的科学技术在阻止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劝阻侵略行为,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创造和平的篇章。